修回日期：2009-10-19 中图分类号N092：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24(2010)01-0027-19 1920年，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爱西斯》(Isis)上发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引用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的话：“人们可以粗略地说物质的东西被更换了；但不能说精神的东西被更换了。或者，可以说被看作是成就的每一个事物能够说被更换了，但对于被看成是生命的东西却不能这样说。”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这段话更容易理解：科学所造就的物质的东西是可以被代代替换的，但科学本身所体现的精神却不能替代，而是代代相传的。乔治·萨顿为此继续解说： 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现在我要说，在过去的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没有也不可能被替换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1] 大约与此同时，首届庚款留美生、中国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张准(子高)，在南京高师检讨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说： 由于提倡西学者，其目的不在科学本体，而在制铁船，造火器，以制胜强敌，谋富强救国之策耳。而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2]，247页) 他既批评将科学作为“富国强兵”工具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策略，也批评1920年前后假借科学而行的各种现象：“今之学者，又日以科学方法，号召国人，于是有以科学方法言诗者，有以科学方法言文者，吾独恐无人以科学方法治科学者。”进而宣扬“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所望国人之言科学者，治科学者，且先考研其本体勿徒羡慕其利用，惟真理之是求，使其理之果真，求之之法果当，则其致用亦自至耳”。([2]，248页) 东西双方，治科学史与具体从事科学研究者，几乎同时指出了科学精神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但非常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对科学精神这一具体表征科学本质的认知，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本文以近代中国影响甚为深远的“科学救国”这一社会思潮为中心，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以后再另文专门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观念认知的演进历程。① 1 从“科学救国”到“政治救国” 鸦片战争中，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一批兵器工程师迅速成长起来。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龚振麟，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仿制船只，监制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其撰写的《铁炮铁模图说》，堪称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金属型铸造的专著。[3]山东日照人丁守存，潜心研制炮船以御敌，先后在天津、广西等地，监制新式火炮等，并最早合成了雷酸银。[4]另外，一些传统科学家也开始零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安徽歙县人郑复光于1846年出版的《镜镜詅痴》，书后附有“火轮图说”。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顾观光认为“中西之法可互相证，而不可互相废”，“于古今中外，中西诸算术，无所祖皆有所发明”。[5] 这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潮流被魏源高屋建瓴提炼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大幕。这些或零星吸取西方科技知识的传统科学家，或“仿制”西方枪炮舰船的兵器专家，是中国近代科技发展长河中的几朵浪花。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一批在1850年代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致力于翻译西方科技的传统科技工作者，他们使中国近代科技由零星吸取和仿制阶段向更深层次发展。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不二法门，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富强才可能真正实现。李善兰在他与传教士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序言中说：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6] 在李善兰看来，中国只要学好数学，技术就会日益进步，国家就会富强。当朝大员们也有如是思想，奕奏设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时将天文、算学作为西方富强根本：“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22页)与反对派的争论中更指出：“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之用，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7]，23—24页) 在这一思想理路的指导下，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军事工业、军事学堂、语言学堂、民用企业乃至新式海军等陆续创建。但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救国”实质上是“技术救国”，即通过对西方技术的引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虽有郭嵩焘这样的所谓先进分子认识到洋务运动只注意坚船利炮是本末倒置，但当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封疆，无论是当朝大臣还是社会精英，看到的只是技术的威力、科学作为生产力的功用。他们对西方近代科学本身没有全面而清楚的认知，科学本身(包括科学概念、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等等)及科学研究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自然不可能有科学体制化的进展。即使像《格致汇编》这样的专门科技期刊，关注的重心也是各种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相关科学门类粗浅知识的宣扬。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科学一直处于缓慢引进状态，输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杂乱而不成体系，而且相当陈旧，本土化进程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始。相较日本同时期在科学体制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至少从科学发展这一侧面已经预示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