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既是戊戌时期维新派主要的政治理论刊物，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译报。对于该报主要创办人史界研究甚多，于其翻译人员及其与该报关系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后者中，尤以“东文报译”栏之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的研究为不足。①其所以如此，恐与资料严重短缺有关，因此诸如古城贞吉之聘用、工作业绩以及其译文价值等等问题便难以解决。虽然目前史料依然一鳞半爪，上述问题彻底解决之条件仍不太成熟，但通过某些蛛丝马迹，笔者仍尝试了解其概貌，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古城贞吉受聘《时务报》 古城贞吉(1866-1949)，字坦堂，又称古城坦堂，日本熊本人，著名汉学家。②曾自修中国文学、经学，历任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他一生与晚近中国联系至深，就文化而言，大者有二。其一，研究中国文学史，著有《支那文学史》，另及《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考、古本《西厢记》校注等。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中国相关学界已有关注，并多加肯定，尤其认为《支那文学史》为“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史”。③其二，翻译日文书报，转输西学于中国。该方面突出体现在他受聘于《时务报》，主持“东文报译”栏目，翻译并发表日文报刊文章。 是谁聘请古城贞吉就职于《时务报》的？近年似有由黄(遵宪)改汪(康年)之说。④笔者仍以黄聘之说为然。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明确记载：“聘请英文翻译张少塘，系公度托郑瀚生司马代请者；东文翻译古城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⑤公度者，即黄遵宪也。梁氏记载表明，古城是黄遵宪托人聘请，且黄还代表报馆与之订立聘用合同。论者或曰，此说旨在否定汪氏之功。倘如此，汪康年及协助其《时务报》工作的胞弟汪诒年为何不予以澄清和说明？⑥这似乎也说明梁氏之言无虚。当然，汪委托当时清政府驻日人员即“姻弟”查双绥寻找翻译一事确属实，不过，此种委托仅有《时务报》筹备时期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两次；查提供并推荐给汪的译员人选共两人：一位是“曾在使馆东文学堂充教习”、“中、东文之兼精”的“郑君永宁”，另一位是“由宫岛栗香(诚一郎)推荐”给查的“片山浩然(敏彦)”。汪第二次委托以及查荐片山敏彦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其时，古城贞吉早于光绪二十二年夏成为时务报人并已为“东文报译”提供译稿数百篇；而“与古城皆熊本人”的片山，虽然“甚愿往”沪，并一直期盼汪的聘用“佳音”，然直至《时务报》终刊也未能如愿。⑦《时务报》“东文报译”“始终其事者”仍“古城君一人而已”。⑧唯因古城早已被聘请到馆，查双绥在光绪二十四年春信函中关于“古城仍否蝉联？现在是否添请翻译”的提问，以及被荐者片山“恐得罪同乡”古城之担心等内容方才能理解。⑨因此，多数论者在提及《时务报》东文译员聘请一事时，才认同梁所持黄氏聘请之论。⑩ 至于黄是如何委托日本驻沪领事的，该领事又是如何物色到古城贞吉的，其间经过哪些途径，谈过什么问题(比如工作职责、报酬等等)等，因原始资料缺乏，难知其详。是故，聘用工作合同中有关双方尤其是古城的权利、义务等具体内容尚不可知。不过，从实际运作观察，古城的基本任务为主持“东文报译”栏目，担任东文即日文翻译，保证该栏目的稿件需要。从译稿来源刊物的选择、征订、付款，到具体篇目、内容的筛选、翻译，以及译出稿件的寄送等等，古城几无不身体力行。(11)薪水方面，沈国威教授指出“每月100圆左右”，并认为此数“远远高出日本当时的工资收入，应该说是不错的”。不过，古城工资及其水平的支撑资料中所说的“100圆”，(12)实为曾面见汪康年并有到时务报馆充任翻译意愿的“片山敏彦”一旦到馆后的薪资数目。片山之事，中文资料也有记载。前揭为驻日“公使钞斠翻译各书”的查双绥给汪康年的第5通信函即是。(13)当然，这并非说古城月薪100元不可信。此前一年，查双绥代汪“搜访”的东文翻译——“曾在使馆东文学堂充教习”的郑永宁所要求的薪水是“八十元左右”(此价为不至沪上，在日本就地“译妥”后“遥寄”至时务报馆)。(14)此乃异国译员可能薪资水平。本国译员情况则参差不一。黄遵宪与在天津担任俄文教习的刘崇惠约定，刘为《时务报》“俄文报译”翻译报章，每月交稿三四次，“每次交二三千字来”，报馆则“照章送津贴银廿元”。(15)《时务报》首任“英文报译”翻译张坤德月薪“七十元”。(16)继任者李维格初意“每月百金”，汪、黄等觉“过多”，认为“以百金聘翻译”当在“一二年拓充后”，最终结果不见明确记载，后可能涨至100元。(17)比照而言，独自一人承担“东文报译”译文，且“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的异国译员古城月薪百元，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此工薪水平，在当时也确是“不错”。《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月薪不过“百元”至“百数十元”。就其时沪上物价和消费水平而言，百元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而衣食无忧。(18) 至于聘请古城原因，简言有三：一是《时务报》办报宗旨使然；二是中国国内日文翻译乏人；三是古城贞吉具备“东文报译”译员要求。《时务报》创办诸人早在筹设之时，就清楚意识到译报、政论二者各自的意义和作用，“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乃议设时务馆于上海”，(19)并进而确定“以译报为主”，同时辟设言论栏，发表政论的办报方针。其“译报宗旨，主于使吾华士夫周知中外情事，故于西报之陈说中国利病者则详译之，于西政之可为吾华法戒者亦兼译之”。(20)时务报既“以翻译为本”，(21)包括英文、日文翻译在内的相关人员的配备便成必需和必然。当时国人之中，却罕有精通外文之人。(22)相较英文人才，东文翻译更是奇缺。(23)“我辈无通倭文者”而“倭人之繙西者不少，且彼倭国度日有起色”，(24)因此，聘请“倭人”，假其翻译，了解日本与西方之“陈说”，便成为当时唯一现实的解决途径。这样，黄遵宪“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日文翻译自属正常。既往那种把托领事代请翻译以及报馆聘用日本人，看成是他们“想借助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是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么幼稚，多么糊涂”之论，(25)可能有失公允。此外，古城系汉学家，早年曾自修中国文学、经学。其致汪康年书札16通、《万国通商史》、《中国工商业考》等8种日籍著作之翻译，乃至《时务报》600余篇东文译稿等等，均表明古城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较好的日汉文字翻译能力，因此，古城是符合作为《时务报》东文翻译人员的条件和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