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会和军政府的关系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林绪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政学会积极参与筹建,实有助成之功,其后则与孙中山相对立,促成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改组军政府,实行分权主义的总裁合议制,巩固了西南的完整和军政府的形势,为共同对抗北洋势力并与之和议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政学会因此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极力推动南北和议,为全国政局的暂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学会与孙中山的分歧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的政见不同。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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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2-0121-09

      政学会是从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而来,继承其自由派传统①,活跃于政坛,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派别,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作用②,进而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政府是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州成立,政学会积极参与筹建,实有助成之功,并向革命体制内的政治权力迈进一步。稍后,政学会又促成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力主改组军政府,实行分权主义总裁合议制,并阻止孙中山等再次改组军政府的努力,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的政见分歧。

      一战爆发时,北京民国政府奉行中立政策。1917年2月,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照会中国采取一致立场。围绕对德问题,国内各政治派系之间展开角逐,导致府院冲突。5月23日,段祺瑞被免职。围绕组阁问题,政学会取放任立场,认为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三人均可同意,其领导人谷钟秀和张耀曾因是段内阁成员决不留任,认为“立宪政治,本应当使新人物上台,以流通政界之空气,免使人心厌倦最为必要,原任总长蝉联殊为不宜”③。黎元洪多次请李经羲进京组阁,但李提出须偕同张勋到京就职,张向黎提出“解国会;段复职;去群小;参与宪法;大赦帝党”等条件④。6月1日,黎下令调张进京,13日,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次日,张勋偕李经羲等进京。政学会拥戴的岑春煊不满国会被解散而致电黎,“改组国会,按之法律,毫无根据;征之事实,实违民意。共和国家,命根所系,惟在法律与民意”⑤,意在要求恢复国会和法律。

      7月1日,张勋等复辟帝制。谷钟秀通电京畿驻军:“诸公手握数万重兵,近在咫尺,号令一下,不难收张、康而戮之,拔总统于危难,拯共和于既倾。”⑥又致电各省:“钟秀为民国一分子,一息尚存,决不忍见帝制余孽复祸乱家国”⑦,捍卫共和、反对复辟的立场非常鲜明。然而,帝制复辟却为段复出提供时机。次日,黎元洪下令特任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命令段兴师讨伐复辟。14天后,复辟宣告结束,段进京任职,17日,内阁名单公布。新内阁采纳研究系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的意见。政学会则主张恢复旧国会和约法,提出“凡事不依法解决,则纲维决裂,秩序凌乱,国事必益陷于纠纷而不可救。……恢复国会,即所以保障约法”⑧,“恢复旧国会,速定宪法,以便依法产生新国会并解决政治上一切难题。”⑨同时,两广、四川及云、贵等省均主张恢复旧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与政学会相呼应。

      为反对帝制复辟,孙中山南下广州,认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⑩。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召集临时参议院后,孙中山立即揭起护法旗帜。7月17日,他抵达黄埔并发表演说:今日政局“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11)。稍后,他通电全国讨逆护法,指出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12)。因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国会议员或滞留天津,或南下上海,孙中山致电他们:“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责任所存,万勿放弃。”(13)其后,国会中的政学会议员与其他议员纷纷南下护法。

      21日,程璧光率海军第一舰队离沪赴粤,宣言此行目标有三,“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拥护国会,三曰惩办祸首”,强调“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必使已僵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14)8月初,舰队抵达黄埔,受到各界欢迎。政学会舆论极力呼吁护法,指出一国政治可让步,而法律绝不可让步,“国之所以能维系于不敝者,必有一物焉,……即法而已。……恢复旧约法,则丝毫不能相让。今日之对于恢复国会也亦然。盖约法无解散国会之条,苟不恢复即约法失效,而遂失其维系之物。”(15)

      8月中旬,到达广东的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政学会有六七十人(16)。政学会舆论继续高呼“南部军民之所争者,一言蔽之,约法问题”,主张“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以固共和之本”(17)。然而,段并不倾听各界呼声,仍“藉对外宣战以借款,藉借款以对内宣战。然后决行其临时参议院之主张,以巩固其迪克推多之政体”(18),致使南北对立愈演愈烈。

      因南下议员尚不足开会法定人数,孙中山与之商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以组军政府,推举政学会吕志伊、王有兰等起草组织大纲,并通电西南:“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唯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19)

      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出席。孙中山到会致贺词,强调“今北部为叛党所据,遏绝民意,乃相率而会于粤东,举行非常会议,由此而扬谠论,纾嘉谟,建设真正民意政府。”(20)29日,第二次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会议员组织之;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21)。31日,第三次会议通过吕志伊、王有兰等起草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者任之(22)。可见,军政府组织大纲体现集权制的思想,有利于尽快实现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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