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处于社会恶性运行状态的近代中国民变频发。大陆学人对近代民变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近年来对清末民初民变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加强，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是，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却很少为大陆学者所关注。国外学者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民众运动的研究着力较多，其中多涉及乡村民变。国外学者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探讨，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本文仅将国外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乡村民变① 问题的相关研究状况试作初步概述介绍，以期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批评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集中关注阶级觉悟和压迫而忽视了相关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学者将研究主题移向社会下层默默无闻的广大民众，致力于探索群众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把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从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寻找民众运动的动因，成果显著。 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Jr.）和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其中载有杨庆堃的《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该文较早地对1796—1911年的民众运动作了定量分析。② 罗克斯安·普拉兹尼亚克（Roxann Prazniak）的博士论文《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乡村的社团与抗议：抗租与村镇政治》（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 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和著作《骆驼王和其他事件：中华帝国晚期农村对现代性的反抗》（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了清末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探讨了清末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等地的抗捐斗争和江苏川沙反自治风潮等个案。③ 裴宜理（Elizabeth Jean Perr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和当代的民众反抗运动和下层政治，著有《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④、《挑战天意：中国的社会抗议和国家权力》（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⑤ 等，前者以淮北地区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人类学原理，通过阐析淮北地区恶劣的环境及农民的适应性生存策略，以探究该著名叛乱地区在一个世纪里反复发生乡村暴力的长时段原因。作者认为传统的农民抗议并不是自发的、反常的、无理性的，而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 白凯（Kathryn Bernhardt）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Rents,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讨论焦点，通过大量的数据来阐释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的关系，认为：“赋税和地租关系实质上就是对农产品的竞争。因为每一季的收成都是固定的，国家、精英、农民三方的争夺实际上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游戏，一方获利，即意味着另外两方遭受损失。小农生产的特性注定了
口以外的剩余十分有限，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产量稍稍下降，也很容易引起针对收获物的激烈斗争。”农民抗租抗税活动“有助于促成江南地主和政府官员的政策与实践”。⑥ 王国斌（R.Bin Wong）除发表了《清代的食物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在中国和西欧为生存而发生的骚乱》（Les e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n Europe Occidentale）⑦ 等文章外，他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的下编“社会抗争”中，对中国和西欧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小范围内的集体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把它们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就食物骚乱，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欧的老百姓之所以进行抗争，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某些涨价并非因一般的供求状况所致，而是商人将食物运出本地或官员未能保持价格稳定的结果”。⑧ 不同的是，在欧洲，新的需求来源和需求结构创造了食物骚乱的条件，而在中国，供给的不稳定则是主要的。就抗税运动，他认为，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威的抵御。在欧洲，抗税运动总是针对中央政府及其代表，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能力时，集体抗税在20世纪渐趋减少，而20世纪前期中国的集体抗税却更加普遍，矛头常常指向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