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学。 如果把章士钊先生1903年梓行的《大革命家孙逸仙》① 视为孙中山研究之始，迄今已百载有余。审视百年孙学的价值与得失，突破显学的光环与困惑，探索科学的真谛与前景，建立“中山学”，此正其时！——诚为孙中山研究科学发展之契机！本人学养不逮，权作立“学”“擦边”之思。 辉煌的回眸 《大革命家孙逸仙》面世，虽开启了孙中山研究之先河，但及至武昌首义、民国建立，孙中山研究才步入广阔的空间，学人得以从各个维度展示研究伟人的生平、思想和革命事功之所获。据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文论860多篇。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60年间（1966－1976年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断），史料得到大力发掘，《孙中山年谱》、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藏档选编》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辞典》、《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孙文选集》以及《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辛亥革命回忆录》等资料相继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荣盛。专著（含论文集）计有200余部，论文2000余篇。随着定性分析向实证研究过渡，多元研究手段的引入，交叉学科理念的渗透，深化与细化的拓展，孙中山研究日渐摆脱传统的思想桎梏，走向理性求是。自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200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博士论坛为止，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计有50余次，其中“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与亚洲”、 “孙中山研究述评”、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 “孙中山与振兴中华”等反响不凡。20世纪80年代以降，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团体（队）稳步发展，30多家研究所（会）建立，全国性与地方性研究互促互动，既培养了一批学人，又凝聚了大批有志者，有力地推动该项研究长盛不衰。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和资源利用领导小组于2009年设立研究生“孙中山研究论著奖”，旨在鼓励青年学子投身孙中山研究事业，培养人才，这一举措对推动孙中山研究事业的发展诚为一大福音。 历经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和积累，孙中山研究经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显学”、史学阵地的一块“学术高原”。 隐忧的现实 1990年以降，伴随学人研究兴趣重心由政治史、思想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加上孙中山研究的起点高企，令不少门外者望而却步，祖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事业较前相对“失宠”；台湾地区前些年受“台独”思潮和史学本土化观念的干扰与打压，孙中山研究也蒙受“毁灭性”的打击。从总体上看，孙中山研究出现“滞胀”，发展遭遇制约。 问题一：缺乏宏论的支撑。过往的孙中山研究，多见个案、具体的史实性陈述，乏见“集团作战”与宏论的引导与支持。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多属细节概述，以传录事迹为主，少有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影响的分析，缺乏对孙中山同他所处环境的洞察，少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大陆60年来自尚明轩《孙中山传》（1981年版）之后，偶有茅家琦的《孙中山评传》令人眼前一亮，却还未见一本有份量的大传问世，这不能不说与缺乏长足的理论建构与厚重的历史阐释有关。③ 问题二：史实尚待“寻珍”。百十年来，一些具关键性的史料如“伦敦蒙难”孙氏如何进入大使馆，孙氏在日本是否面晤康有为，孙氏与“满洲租借”、与“中日盟约”、与南北各军阀、与联俄等问题，仍有待“珍品”之史料佐证。未知的如英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档案史料，已知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四川德阳市档案馆及台湾“党史馆”的史料，尚待发掘或再发掘。史学研究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瞒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④ 史料是治史之基石，重要史实的揭橥，乃治史之关键。 问题三：主观倾向明显。毋庸讳言，孙中山研究领域，仍显存主观倾向，杂挟情感色彩，时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对不同记载的资料，往往对“不利”资料或回避，或轻率否定。某些论著，近乎宗教崇拜，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其伟大气质和思想智慧似乎与生俱来，步步攀升，并无曲折迂回。如是，难以从孙中山的社会实践中透视历史诉求与时代特征。缺失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阐释，势必造成孙中山与时代脱节，同政党民众分离，其思想发展变得毫无规律可循。民国年间，一些学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⑤ 这显然有悖于理性。 问题四：纵横捭阖式微。个案、细节研究导致研究趋于琐碎化，缺乏综合、宏观与整体的审视，乏见纵横捭阖式的宏论。单兵作战，闭门造车，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多囿于具体问题，忽略学科交叉，对各学科共有的孙中山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其结论自然缺乏共性支持，显得单薄无力。如何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从广度和深度、宏观和微观等层面推进整合性研究，既是时代发展之要求，也是学人求变之正道，更是孙中山研究求新之必需，诚为当下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