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yuhp@cass.org.cn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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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循着往年的足迹继续发展。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年来研究课题细琐化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受到质疑,而且在实际研究中,对宏观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并对有些以前有较多认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史学理论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近几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2007年10月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就如何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并使之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提出了思考。丰子义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历史评价的尺度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两种。前者,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作为评价标尺,属于客体尺度;后者,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作为评价标尺,亦即道德尺度,属于主体尺度。这两种尺度,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是一致的;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问题来说,又可能存在某种不一致,甚或相反;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历史评价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陈学明认为,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时,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观察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是否还需要理想的问题,即人类是否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①2007年10月29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吴英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作了新的解读,认为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演化牵动生产关系整体发生变革,而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种变革实现的迟速,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一级的演进。②

      对于唯物史观如何发展的问题,王和认为,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本质处在于,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地解释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中国影响的减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在如何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这一方面做得不够。所以,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唯一途径,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唯物史观绝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观的影响”来实现振兴,把“批判唯心史观”作为提升唯物史观地位的猛药良方,从主观意愿讲仅为一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实为南辕北辙。③

      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存在的研究模式之争,张海鹏多次提出过看法,2008年又提出:所谓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反帝反封建是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并非完全的认识,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亦正在发生。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④

      对于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日益从宏观和上层转向微观和基层的趋向,胡成认为,这种叙述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形成了挑战,并产生某些歧异,但并非水火不容。这种叙述转向重返以往“见之于行事”的叙事原则,同时并不摒弃理论的援借和参照,方可提升“见之于行事”的历史洞察力和贯穿力;在容纳“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乃至“个人记忆”的同时,应看到职业和专业化的“历史记忆”具有更多客观成分、更多反思,更具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视野和胸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亦须注意历史研究碎片化,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重此轻彼,乃至新的遮蔽和化约。⑤ 罗志田也认为,适度提倡面向基层的史学,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补前人研究之不足。但若矫枉过正,整个史学界都来从事基层研究,亦非正途。西方学界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和涵义,中国学者不可随之起舞,而陷入一种认识误区。在近代中国的各种变化中,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如果淡化外来的“冲击”,则呈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还须参考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⑥ 桑兵从史料利用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近代史料浩繁,易得而难求其全,甚至难以把握边际,于是不少学者着力缩小研究范围,作极细小的专题研究,导致本属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唯有各界合作,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让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从而改善和提升近代史研究的格局和水准。⑦

      对于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马敏认为,要加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首先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改革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可以尝试将“感觉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循此思路,近代以来的游行史与展览史,值得好好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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