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1846－1894）与康有为（1858－1927）在1890年至1894年间，多次通过书札和面晤的方式，就《新学伪经考》一书（下文简称《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西学西教、人性善恶等问题往复论辩。朱、康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凡是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晚清今文经学的研究论著，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及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更有多篇文章就此问题作了专门探讨①。但笔者在研读这些论著后，发现仍有一些基本史实有待澄清，其中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直接关系着朱、康此次论学的始末详情，很有必要再作考察。 蒋贵麟辑《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蒋本）②、楼宇烈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楼本）③ 和姜义华等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姜本）④，所收康氏书札均为三通，即《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⑤。虽有论者根据朱氏书札中的某些言词，推断康札本来至少应有五六通，但都认为康氏原札已不可见，相信今存康札仅有三通⑥。蒋本又依据三通康札与朱氏《佩弦斋文存》所收《答康长孺书》、《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复长孺第四书》、《答康长孺论性书》（朱氏五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下文分别简称作《朱一》、《朱二》、《朱三》、《朱四》、《朱五》），编排出两人书札往返的次序为：《朱一》、《朱二》、《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这一编排次序，同样见于楼本、姜本，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稍有例外的是张勇，特意对现存朱、康书札“依时序先后，逐篇排比其内容，以期从各札的关联中，发现些未曾被注意的新意”，即通过考定这些书札的往返次序提出新见。他以为《翼教丛编》所收《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实即《朱二》）是“可以考知其时间顺序的第一通”，指出“朱氏此札不涉及《伪经考》，但此后朱、康有关《伪经考》的辩驳又都与此札涉及的问题相连，因此该札可视作朱、康辩驳的一个引子”。他又认为《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实即《朱一》）是现存朱、康来往书札的第二通，其主旨是批评《伪经考》，但“现存康、朱来往书札中，没有康对朱上札的直接回复。该来往书札的第三通是朱一新读了康的弟子《复洪给事书》之后，写给康有为的。或许是康收到朱上一札后，以门人函札代答”。根据张勇所论，现存朱、康书札的往来次序为：《朱二》、《朱一》、《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与蒋本所排次序相比，《朱一》、《朱二》两札顺序完全相反，《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则以所论与前此各札无关而被排除在外。张勇由此提出了诸多新论，其中第一点说：“二人往复辩论，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伪经考》其书本身，其焦点在宋学、教术、西学，而《伪经考》往往只是辩论的一个引子或‘话头’（在朱是如此，在康则甚至几不涉及《伪经考》：第一札曰‘故今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第二札则在最后说‘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签驳’。可见对朱氏辩论的意趣所在，有准确理解）。”言下之意，即认为《伪经考》并非朱、康论学的主题，“看似是由《伪经考》引发的辩论，结果却横枝旁逸”⑦。朱维铮早些时候也提出，朱一新批评《伪经考》后，“由于康有为反驳朱一新的函件，如今仅存三通，因而难以断言当日康有为是否对这一指责作过正面回答”，由此认为康有为对朱一新有关《伪经考》的指责采取了“避而不谈”乃至“置诸不理”的态度⑧。至于朱、康论学书札的时间，杨炳章早在1898年给叶德辉编刻的《义乌朱氏论学遗札》作序时，就提出朱氏五札作于1891年《伪经考》刊行之后⑨。蒋本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所述，定康氏三札作于光绪辛卯年（1891），其意并以为朱氏各札作于同年⑩。杨、蒋之说多为后人承袭。姜本也是根据《康谱》，认为康、朱论学书札当撰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间(11)，又标明《致朱蓉生书》作于1891年7月28日，当是依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抄件而定(12)。然而，笔者搜检有关文献后，发现上述有关朱、康论学书札的各种描述和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以下根据相关资料，各作考述。 第一考：朱、康论学书札的现存数量 经查阅，朱、康两人的论学书札，早在清末就以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形式传布于世。兹将当时辑录朱、康论学书札（附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长札）的情况列表如下(13)：
可见，收录朱、康论学书札的文献，除研究者据依的蒋本、楼本、姜本和《翼教丛编》外，还有6种辑刻时间更早的资料。进一步比较这些文献所收康氏各札，发现彼此之间互有同异，现将其名称与序次列表如下（因康氏各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以下分别简称《康一》、《康二》、《康三》、《康四》、《康五》）：
仔细对检以上9种文献中所收的康札，发现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三札虽然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所收两札，亦与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两札的名称、内容相同，文字偶异），研究者经常论及的也正是这三通康札。而《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以下简称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增广翼教丛编》、《朱蓉生驳康学书札》所收三通康札中，《来书二》与蒋本、楼本、姜本、《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等所收《致朱蓉生书》相同，尤其是抄本所收《康三》末署“祖诒再拜。六月廿三日”，与《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中的《致朱蓉生书》所署完全相同，说明收录于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5种清末文献中的康氏书札完全可信。因此，康氏另外两通并不见于各通行本的书札，即上表中的《康一》、《康二》，收入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文献时，彼此间虽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证明这两通康札肯定自有其来源，绝非后人伪托之作。因此，康氏当年回复朱氏的论学书札中，留存至今的并不是三通，实有五通。 第二考：朱、康论学书札的往返次序 据上文，《康一》、《康二》一直为学界所遗忘，所以有必要先确定这两通康札在朱、康书札往还中的次序。笔者以为，《康一》应是康氏收阅《朱一》后的复书，因为： 第一，《康一》开篇说：“顷奉手书，厚若梵夹，伸纸发诵，欢喜无量。经说异同，从来儒先所共有，固欲得通博大儒是正而箴砭之，俾知得失。执事不弃其妄谬，所以教诲之甚至，此仆所乐于请业就正者也。而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呜呼！仆之狂愚，何以得承大君子之爱挚教诱如此哉！”(20) 可知康氏接到的朱札，是一通针砭其经说穿凿、批评其立论妄谬的长篇书札，这与《朱一》的篇幅、内容主旨均相符合。“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一句，与《朱一》文末所说“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沦。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21) 正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