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留学生问题，学界长期以来颇为关注，而晚清的留学教育更是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国留德学生研究不断有新著问世。中国方面，有叶隽所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和《近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等。而德国方面，近15年来，也已先后出版过一些著作。① 但是，对于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的研究，由于缺少足够的档案资料，迄今在中国学术界尚未见到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德意志联邦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发掘的原始资料，尝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德学生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清政府派遣留德学生的由来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后，因痛感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隔膜和无知，清政府内开明人士开始主张国人出洋游历。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开我国历史上留学风气之先。而1877年海军留欧学生的派遣则是另一次大规模育才于异邦的行动。可惜，光绪七年（1881）后此项计划因经费等问题中止。以后，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虽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二名，共计十名，以三年为期；光绪二十一年再奏准学生分赴俄、英、法、德各四名，共计十六名，但均属“襄赞使署文牍”，并非专门留学。 中日甲午战争中，数十年培养的海军一败涂地，且割地赔款，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洋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然而中国素来对西洋文物少有研究，也少有谙熟西洋的人才，因此留学政策变得至关重要。光绪二十四年《格致新报》中称，“医国之法无他，先开其灵慧之胸，继求其实事之效”，提出“游历为国家之要道”。② 同年，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也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③ 光绪二十五年，军机大臣奉谕旨着总理衙门议定“派遣学生出洋分入各国农工商等校肄业，以便回华传授办法”。④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学生留学西洋的新历程。 留德学生的派送是清政府留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对德国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则是逐步形成的。1861年第一个《中普条约》签订；19世纪70年代中德双方互派外交使节；1873年随着王韬《普法战纪》的出版，中国对突然崛起于欧洲的德国越发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政治地位来看，李鸿章认为“德国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而从地理因素上分析，“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比连”，在两国关系上“亦无传教与贩卖洋药等事”，且“该国素敦友谊”，因此，“亟应及时联络，师彼长技以助我军谋”。⑤ 洋务派人士最初对德国的军械制造和军事教育颇为青睐。左宗棠在1874年3月22日的《与沈葆桢书》中便认为：“愚见布乐斯（普鲁士）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使，亦到布乐斯讲习制炮造子（弹？）之法。”⑥ 李鸿章则对德国的军事学院盛赞有加，称其“为发展德国作战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德国海陆军培养了一代代杰出军官和军事领袖”。当然，除了军事知识，德国的普通教育也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称“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细……兴学之功，此其证明”。⑦ 除此之外，清政府看好德国，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希望抵消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所产生的那种对清政府的不利影响。⑧ 1896年后，中国留日学生急速增加，1902年人数甚至超过留学欧美学生的总和。1902年，中国驻日公使和留日学生之间发生摩擦。特别是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谈论时事政治，秘密支持和展开革命活动。清政府越来越担心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传播革命思想，最终会危及其统治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中的一些亲欧派人士开始转向欧洲，欧洲逐渐代替日本成为各地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对象国。其中以湖广总督端方为最。在德国人眼里，他并不盲目尊崇日本，而是崇尚德国的军事、科学和技术，主张发展德国在湖广的影响。 对于中国政府派遣留德学生一事，德方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德国在欧洲正呈崛起之势，急需以后来者身份向外扩张，与他国竞争，弥补其欧洲“迟到民族”的遗憾。接纳中国留学生有利于其跻身中国，对德国文化向中国的渗透有益而无害。因此，往往不遗余力，抓住任何时机，促成对华交往。比如1903年清政府因为经费问题考虑取消向英国派遣水兵留学时，德国政府却积极介入，主动向中方表示，愿意接受这批学生赴德。其目的，正如德国驻华公使在给帝国外交部的信中所表示的那样，“阻止他们（中国）向英国派人，这对我们（德国）在扬子江的统治是有益的”。⑨ 二、留德学生的派遣 第一批留德学生为李鸿章所派。共有7人，即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均属天津海防各营内年力少壮之游击，即下级军官。当时正值德国克虏伯制造厂代雇都司（教官）李劢协（C.Iehmeyer）任期届满回国，于是由他全权安排，于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从天津港搭船赴德。到达柏林后，他们得到了驻华公使巴兰德兄弟的关照，其中4人被派到柏林郊外的施潘道步兵四团，另3人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因体质稍弱，被派往波鸿厂学艺，第二年调赴基尔德国北海海军基地学习海上作战技术。在后3人中，花翎游击卞长胜和朱耀彩由于“性情较浮”，“不甚得力”，⑩ 在留学生督导李凤苞的建议下，离开德国，返回中国。但根据德方档案，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朱耀彩被诊断为“轻度精神病”，因此在卞长胜的陪同下回国。(11) 1881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第二届出洋学生，派赴德国一名，名叫陈才瑞，专习鱼雷。1889年，天津武备学堂有5位学员随克虏伯炮厂在华炮兵教官瑞乃尔赴德，他们分别是段祺瑞，商德全、吴鼎元、孔庆塘和滕毓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