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其题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①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巴比伦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② 在欧洲汉学历史上，虽然有关中国文明“西来”的议论始终不绝其声，但拉克伯里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汉学所首肯。意味深长的是，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东传至亚洲后，在日本和中国却获得了不少知己。1900年，两位日本业余历史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写入面向一般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这本普及读物是日本明治时期众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著述中的一本，不能代表学界主流的看法。然而当1903年其转述的“西来说”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附和者众，“西来说”甚而还进入了传播公共知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 1920年代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和相关研究的开展，“西来说”在考古学界重新成为一个话题，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亦不时为人提起。此说一经流传开来，便俨然成为讨论中国古史时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这段公案，缪凤林曾痛加批判，③ 以“疑古”著名的学者顾颉刚也颇表怀疑。④ 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展开，1929年，何炳松、⑤ 金兆梓⑥ 等学人又竞相对其加以批驳。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但直指拉克伯里“西来说”之荒诞，还异口同声地讨伐清末转述“西来说”的蒋智由等人，大概在1930年代中叶，“西来说”便从中国历史叙述中销声匿迹了。⑦ 时隔一个甲子，在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中，黄帝重新成为学人们热议的话题。⑧ 讨论的一个焦点是清末知识人何以要借助“西来说”来营建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孙隆基认为，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黄帝”和“支那”分别来自日本。⑨ 石川祯浩具体考察了日本资源——黄帝的出身和肖像来源——在黄帝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⑩ 杨思信和李帆介绍了拉克伯里“西来说”在清末传播的概况。(11) 吉开将人把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结合起来讨论多民族史观在中国之形成问题。(12) 在笔者看来，围绕“西来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西来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怎样的中介作用？清末民初知识人何以关心“西来说”？或曰在不同的文本中“西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以往几乎所有研究在指出近代民族主义建构性的同时，均以本质主义的方法将“西来说”纳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直线时间序列中，从而低估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简化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比如，1992年出版的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话语》一书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13) 关于拉克伯里“西来说”传入汉语世界的过程，几乎所有后继著作都沿用了该书的叙述，即从拉克伯里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到白河和国府的《支那文明史》（冯客译为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再从《支那文明史》到《新民丛报》连载的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4)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在笔者有关“西来说”研究的基础上，(15) 首先概述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主要内容，继而重点探讨明治末期／清末“西来说”在东亚——从日本到中国——的流传过程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呈现和意义。 二、从“语言科学’’到“历史科学"：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相比，人们对于拉克伯里的生平所知无多。1894年6月拉克伯里去世后不久，他生前任主编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刊载了其同仁、助理编辑H.M.Mackenzie撰写的一篇悼文，回顾了拉克伯里的生平，(16) 这是笔者所知最权威的记述。根据这篇悼文，可知拉克伯里的如下生平。 1844年，(17) 拉克伯里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哈佛尔（Havre），但是，他却常说其祖先原为英国人，17世纪从英国西南部的Cornwall移居到哈佛尔。他的名字听上去带有那个地方的印记。拉克伯里幼年随当工厂主的父亲移居香港，在香港学得一口堪与母语法语相媲美的汉语，也掌握了英语，习得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拉克伯里返回法国后，由于不适应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氛围而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大约在1874年前后，拉克伯里被引介给大英博物馆的S.Birch博士。在大英博物馆，拉克伯里与R.S.Poole和R.K.Douglas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稍后他获得了印度局（India Office）的Henry Yule的资助。Yule是当时英国汉学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另一个曾帮助过拉克伯里的是在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工作的E.Colborn Baker，他的过早去世使拉克伯里悲伤不已。拉克伯里曾经在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担任印度支那语教授，这是一个没有薪俸的职务。生活上并不富足的拉克伯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巴比伦与东方记录》的编辑出版之中。令拉克伯里生前引以为荣的是，他除获得过一两个外国大学的名誉学位和一份碑铭学术奖以外，大概就是数十部关于“西来说”的著作。(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