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晚期帝制时代向早期现代转化过程中，1901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分水岭。这年7月2日，清廷颁布一道重要诏令，停止征收和转运山东、江苏、浙江等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征实物为征银。① 其实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清朝的财政运输体系就因太平天国战争瘫痪了，这种税赋折银的方式已经在长江中游各省试行，后来逐渐推广到中部和东部各地。② 1902年，清廷又诏令宣布裁撤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和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③ 至此，作为明清帝国的生命线的漕运正式谢幕。 漕运的终结首先在沿运河地区产生了严峻的后果。自15世纪初明朝重修运河以来，运河沿岸地区，特别是北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生产的商品化促发了城市化。然而，对运河沿岸的一些北方工商城市例如临清、天津和济宁来说，其崛起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几无关联；政府主导的漕运和私人的长途运输贸易直接启动了其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其持续性繁荣。④ 为了保障帝国的供给和安全，明清政府对运河倾注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严格周密的管理和监督。自19世纪中叶以来，漕运体制和运河基础设施迅速衰败，运河逐渐丧失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运河地区已不再是朝廷的中枢策略考量的对象，这是大多数北部运河地区经济败落、城镇凋零的重要原因。然而，北部运河城镇的经历不尽一致，在随后的现代转变中的机遇也各有不同，本文叙述的济宁就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案例。 在晚期帝制和近现代中国城镇史的研究领地里，学者们的兴趣点长时期集中在中国南方，如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在“走出上海”、“走出江南”的风潮中，不少学者将视野投注到北部的北京、天津，东北的长春、旅顺以及西南内陆的成都和南端的广州。具体到山东省，济南和青岛因其现代史上的角色受到了应有的关注。⑤ 相较而言，笔者所探讨的山东西南部城市济宁似乎是一个被埋没的名字。在晚期帝制时代，它曾经作为府、州和直隶州。特别是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作为直隶州，下辖嘉祥、鱼台、金乡3个县。今天，它是一个拥有10个县或县级市和2个县级区的地市级行政单位。无可置疑，在今天的山东，它的光环被省府济南、沿海城市青岛和烟台遮掩了。可是在明清时期，它是中国最重要的运河都市之一，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具有南国园林色调的文化旅游胜地，以“江北小苏州”而驰名。在明代以前，济宁或其前身任城大都是作为县一级的治所，虽久负文化古城之誉，但工商经济不彰。明朝前期运河重新修建、开通后，济宁在南北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枢纽作用，其工商经济也随之勃兴。在新旧交替、西潮东渐的变革时代，济宁开拓出一条独特的转换之路，其作为偏远内陆城市的发展，经验殊为可贵。 本文考察济宁在清代最后半个多世纪的遭遇以及转化的轨迹，通过对事实的梳理和分析，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鉴于晚期帝制时代中央政府长期依赖运河藉以维系帝国机器运转的惯性，何以在19世纪中叶以后陡然改变这一行之有效的战略？因为运河的使用促发和养育了运河流域尤其在华北平原的传统农业区的城市化，运河的式微对这些地区和城镇的后果如何，在济宁的具体情形又怎样？本文将展示，不再受到帝国政策的惠顾，济宁和北部运河城镇例如临清与天津都面临着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转换的挑战。在这一变局中各地出现不同的反应，并导向不同的现代命运。本文将集中反映济宁居民在时代大嬗变之初如何理解、回应这种变化和他们努力的初步结果；通过对在地方政治经济生活里若干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和现象的回顾并与其他北部运河城市比较，论证济宁开明的士绅精英群体的积极作为有效地抑制了城市的衰退。 一、大运河的衰败与济宁的困境 大运河的衰落不是一件突发的事情。清廷在1901—1902年的诏令不过最终宣告了运河作为官方漕粮和其他贡物的运输通道的结束。更重要的是，清廷逐步减少并最终放弃依赖运河的战略方针的过程，与在全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紧密相关。漕运曾在明清帝国政务中占据十分紧要的位置，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央政府作出一系列变应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济宁在内的沿运河地区。 （一）运河迅速衰败的原因 尽管存在体制上的弊病，运河在明代和清代的大多数时期运转基本正常。导致19世纪中叶以来运河衰败的有战争、动乱、环境恶化和漕粮官运方式的策略调整等诸多盘根错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首先，社会动荡使运河瘫痪。运河的命运系于国家政权的稳定，运河的正常运行也反过来支撑着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两者互为因果。在帝国的稳定时期，运河、黄河得到有效治理。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运河、黄河水利系统曾一度被废置。晚清此起彼伏的战乱使中央权力萎缩，社会失序，运河、黄河水利系统被严重冲击。太平天国极大地破坏了作为漕粮和田赋主要来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和生活；1853—1855年的北伐摧毁了包括临清在内的众多运河工商城镇，并点燃了此起彼伏的北方战火。太平天国平息后，捻军和其他暴动武装继续蹂躏大片北部运河和黄河下游地区。⑥ 其次，生态环境的歧变严重瓦解了运河的运输和水利系统。北部运河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黄河水患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山东境内运河和黄河的基础水利工程要通盘考虑。1816年英国阿莫斯特勋爵（Lord Amherst）使团的随员克拉克·阿贝尔（Clarke Abel）记载了他对运河基础设施破败的匆匆一瞥，这与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二十余年前在运河航行中目睹的景象迥然不同：“在上次使团的观察里，运河的筑堤是由‘切成大块的大理石以铁夹加固而成。’今天，运道安然高于两岸地势的景观被洪水冲走了。”⑦该世纪中叶时情况更加糟糕。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运河、黄河水利工程中枢所在的济宁地区危机频繁，而乍起的战祸又加重了天灾的破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