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对中国人的巨大震动和刺激，促使中国出现了一批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的趋新力量。而日本各派力量也鉴于战后国际形势及其民族利益，纷纷来中国开展联华活动。日中结盟活动，深刻地影响到戊戌期间的中国政局。① 本文将根据中、日两方的材料，对甲午至戊戌年间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展开结盟活动、维新派和清政府部分官员对此的呼应、“中日结盟”论对于光绪帝及戊戌时期政局的影响等问题，作一较为细化和深入的探析。 一、甲午戊戌间日本联华活动的区分与整合 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列强侵逼东洋、特别是中国大陆，一直是日本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其主要思潮从“日清提携论”、“清韩改造论”逐渐演变为“大陆进出论”。然而，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使日本扩张的欲望受到严重挫折，日本国民“一等国”的幻想化为泡影，他们在痛苦地意识到其低下的国际地位的同时，决心“卧薪尝胆”，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办法来切实改变其国际地位，报三国干涉之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迫切希望在国际上找到新的盟友，以对付俄国。 于是，日本思想界中“日清提携论”又活跃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黄种人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白种人的扩张与侵略。他们纷纷来到中国，与中国各阶层进行了广泛接触，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改革，使中国迅速“富强”、“文明”，以共同抵抗白种人的侵略。更有甚者，他们在对中日战争表示遗憾后，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同时，这些人强调，日本这样做完全符合其自身的最佳利益。② 在与中国结盟问题上，日本朝野上下都十分积极。在民族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政府、军方还是民间团体，都在努力地开展对华联络工作。在这些联华势力之中，日本官方主要有两股势力：其一是日本外务省，其二是日本参谋本部。 日本外务省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它除了对清廷的决策层进行工作以外，也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进行接触，积极扶植中国亲日的维新势力。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们还积极营救维新人士，帮助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黄遵宪、王照等人脱离险境。 日本军方虽然以游说清政府地方实力派为主要目标，但参谋本部的川上操六、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则与后来形成东亚会的早稻田学园的部分学生有密切联系。③ 在这种相互影响下，光绪二十四年，当神尾光臣、棍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等人到中国游说时，不仅接触了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也与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进行了接触。日本使者表示，中日“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却因甲午之战，“遂成仇衅”，“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并声称“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④ 这种姿态，显然深深打动了谭嗣同、唐才常，并通过谭、唐等人进一步影响到康有为及维新派的对外策略。中、英、日结盟问题越来越成为维新势力的重要话题。 另外，受参谋本部的川上操六派遣，与宇都宫太郎一同到中国游说张之洞的日本新闻记者西村天囚，不仅与张之洞及其部属、幕僚和有关人员广泛接触，还在上海与汪康年、江标、康广仁、欧榘甲、曾广铨、陈季同、叶瀚等江浙、两湖、两广维新人士密切接触。这从西村天囚的《江汉溯回录》记载的1898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十余天中与各方交往的情况可见一斑：1月22日，西村会见来访的“译书公会东文翻译安藤子虎”。24日，会见来访的译书公会主笔董康。25日，会见来访的《农学报》总理蒋黼与藤田剑峰。26日，拜访《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并回访《农学报》总理蒋黼。27日，“与董康于棠阴别庄设宴。蒋黼、制造局翻译赵静涵、铁道公司总理事赵竹君和江建霞等出席。”28日，“李毂宜、洛如父子来访。夜，赴蒋黼招待。席间与女学堂经理康广仁、《蒙学报》主笔叶灏吾等观谈。”29日，“康广仁与《时务报》主笔欧榘甲来访。”30日，“由董康介绍会见驻旧金山领事余益齐、《求我报》总理洪荫之。赴汪康年宴请（于永明总会）。席间与曾敬彝（曾国藩孙）、《求是报》主笔陈敬如（原驻法国参赞）、湖北某学堂教习李一琴等观谈。”2月1日，“访叶灏吾。于大同译会访康广仁和其兄康有仪。”2日，“《蒙学报》主笔汪钟霖来访：赴江建霞招待。”3日，“康广仁、康有仪来访。本愿寺曾孝纯来访。”4日，“与诸友道别。赴小田切领事招待。夜，各日报主笔于一品香楼设宴会。由《游戏报》李伯元主席，《大公报》吴涵涛、《求我报》谈小莲、《苏报》之石野某、《新闻报》斐礼思（英人）等出席。”1898年2月5日，当西村从上海离开中国时，小田切、董康、李伯元、谈小莲、汪康年、叶灏吾（即叶瀚）等在码头相送。⑤ 西村天囚在汉学、儒学上的深厚造诣，深受中国维新人士的激赏，拉近了双方关系。 西村天囚不仅与中国维新人士频繁交往，作为参谋本部代表的他与作为外务省代表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往也颇为密切。根据西村记载，1897年12月14日，“访驻上海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5日夜，“小田切领事来访”；17日，西村等“赴小田切领事招待”；18日，赴武汉前夕，西村“访小田切不值”。⑥ 西村与小田切的频繁互访说明，当时日本“兴亚”势力之间也有交流和协作。就像西村的背后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影子一样，小田切作为外务省联华势力的代表，乃是日本甲午战后积极从事中日结盟活动的骨干人物，也是两国结盟力量组建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日方骨干。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虽然张之洞在戊戌前夜曾向总理衙门提出联合日英抗俄之外交政策建议未获采纳，但他和刘坤一发展对日交往的努力却亦未受阻碍，而西村《江汉溯回录》中多次提及的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则在其对日交往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⑦ 总之，小田切积极的联华活动不仅为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得到中国维新人士的赞同、参与，打下了基础，而且在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的联华力量不断整合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