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140-09 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确立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南扩战略置于优先的地位。日本明治政府的南扩战略造成了严重后果，迄今仍有若干遗留问题有待于解决，钓鱼岛问题即其中之一。笔者认为，对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南扩战略及对其战后的处置，尚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征韩论”之争与日本南扩战略的启动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有着海外扩张传统的国家。倡导海外扩张论的鼻祖是丰臣秀吉（1536—1598），曾任太政大臣，后自称太阁。从1592年起，他先后两次大规模派兵进攻朝鲜，连陷京城及平壤，并计划占领北京，请天皇行幸，呈献都城周围百县供天皇御用。丰臣秀吉死后，一直被日本的扩张论者尊崇为旷世英雄，视作自己的榜样和精神支柱，因其“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① 此后，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思想在日本便不断以各种的名目宣扬起来。如江户前期的儒学者和兵法家山鹿素行（1622—1685），一面宣扬丰臣秀吉“征伐朝鲜，其勇敢胆略，冠于古今”，一面认为日本“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枢，正对南面之位”，才称得上“中央之国”，“海外诸蕃皆（隶）属中央之国”。江户中期，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主张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琉球、朝鲜等国皆为日本之藩属，中国则等同“戎狄”，“皆来进贡”，“照理称臣，顺服与我”。江户后期的经世思想家本利多明（1744—1821），主张日本应效仿英国，“本国小”而“属国多”，建成与英国东西并峙的“大日本帝国”。② 其后继者佐藤信渊（1769—1850）更宣称，日本“为世界各国之根本”，理应“合并世界各国”；先征服中国，世界各国必纷纷来归，“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城、暹罗、印度诸国，……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来为臣仆”。③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佐藤的主张是名副其实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先驱”。④ 明治政府成立后，完全承袭了此前海外扩张论者的衣钵，并计划将其付诸实施。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北进，即所谓“征韩论”；一是南扩，即所谓“征台论”。起初，在日本内部，是倾向于“征韩论”的。所谓“征韩论”，就是先派兵征服朝鲜，以其“北连满洲，西连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⑤ 但是，在何时“征韩”的问题上却发生了意见分歧：一派主张先派使节赴朝，“引彼入我彀中，必将带来开战之机”，是为急征派；一派认为，“维新迄今仅四五年，国基未稳，政理未整”，“未可轻图外事”，是为缓征派。⑥ 到1873年10月，两派的争论终于激化，最后以急征派的失败而告终。有学者将此归结为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是不确切的。因为双方在“征韩”的原则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一派急于发动侵朝战争，另一派则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 日本政府在酝酿“征韩”的同时，也在做“征台”的准备。因为此前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871年（清同冶十年）12月，琉球国船民在台湾附近突遇飓风，舍舟登岸，误闯牡丹社被山民所杀，其中12人为台民所救，由福建省官员妥为安置和护送回国；一件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3月，日本备中州运盐船4人遇风，凫水上岸，进入凤山后山，为当地人所救，由中国官员赏给衣物，送资回国，当时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还致函表示感谢：“蒙贵国官民救护本国难民……同获新生，厚德深仁，有加无已，感佩莫名！”还札令其驻沪领事品川忠道“备礼相酬，略申谢悃”。⑦ 很难想象，这两件事后来竟成为日本发兵侵略台湾的借口。 其实，在“征韩”与“征台”之间，明治天皇睦仁是倾向于后者的。1873年3月，他特派外务卿副岛种臣赴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示意谋划征台之事。副岛行前，睦仁授意：“朕闻台湾岛生蕃，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尔种臣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⑧ 所谓“数次屠杀我国人民”，完全是不实之词，因为琉球国船民并不是日本人民。日本备中州盐民也没有死人，何来“数次屠杀”之说？可见，日本明治政府为了实施南扩的战略，竟然要颠倒黑白，以怨报德了。 果然，副岛种臣到北京后，即就琉球国船民遇害事与总理衙门进行纠缠。他抓住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旭熙的“生蕃姑且置之化外”一句话，将之曲解为“不以其为所属之地”，⑨ 并成为发兵侵台的口实。到1873年10月，缓征派虽然在“征韩论”之争中得势而主政，但面对的却是国内政局的极大动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默察国内形势，认为必须安抚在“征韩论”之争中下台的急征派和失势的士族，将国内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国外去，此时“对生蕃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的行动”。1874年1月，日本政府草拟了一份《台湾蕃地征伐要略》，开宗明义地写道：“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⑩ 这表明日本政府决意要对台湾用兵了。 日本政府在“征韩论”之争后，继而大倡“征台论”，其主要目的有三： 其一，垂涎台湾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日本为做好“征台”的作战准备，曾先后派遣多批军事间谍潜入台湾侦察。如日谍成富忠藏的报告，即对台湾的物产富饶作了详尽的描写，称其为“可列入世界物产富饶的地区之一”。报告更看重的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写道：“台湾岛位于琉球藩之西南，实吾皇国之门户也。如果该门户不能坚守，出则无法控制西南各国，入则无法捍卫皇国。……据此岛便可西窥闽、粤，南通吕宋及西南各岛屿，故欲将国威向外宣扬，占据此岛便可指挥西南各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