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2-0105-10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我国学术界的发展繁荣同步，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也掀起了高潮。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堪称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值得我们来认真回顾与反思。① 一 近代女子教育问题 （一） 研究的时段与范围 在新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中，学界同仁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 1.关于研究时段 历史时段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之一。新时期以来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基本涉及了近代各个历史时段，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有的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了女子教育的各时段，有的学者则研究了特定时段的女子教育。 闫广芬对女子学校三个时段的研究，分析了女子学校教育的理论认识、研究视野和社会使命，侧重于教育理论。关于女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张莲波以女子教育宗旨为标准，研究了贤妻良母教育、女国民教育和男女平等教育等三个时段；畅引婷则分为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四个阶段，并探讨了创办女校、学会和妇女报刊的实践；王翠艳在三个时段的基础上，指出了女子教育观念从家国本位向女性个体本位演进的历史轨迹。② 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重要历史事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陈玉玲和李涛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认为其实质上没有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解放意识。杨晓在分别研究中国传统女学终结和近代女学思想构建的基础上，指出了戊戌变法的关键意义。王振国则通过研究女学思想和实践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冲击，指出了晚清戊戌的先河作用。赵长征研究了辛亥革命为女学提供的契机，详析了孙中山的支持和社会观念进步的积极影响，并在考察女学进步的同时，指出了其发展的局限。张海梅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观念变化和大学女禁开放的推动，认为新学制在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平权。徐晶分别研究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法令、袁世凯时期的复古思潮和新文化时期的“开女禁”，侧重于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曲折和转型的艰辛。③ 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阶段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多侧重于重大历史事件所影响到的女子教育，即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和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女性群体。而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女子教育的发展都有超前性或滞后性，那些其他地区和女性的状况同样需要学者的关注。 2.关于研究范围 前述以时间为坐标的研究成果，地域范围较宽，一般是面向全国。同时，还有不少成果中增加了地理坐标。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深受教会和西学的影响，由于地域关系，不同区域内的女子教育，所受教会学校和西学的影响也不同。学者对女子教育的区域发展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关注。 颜绍梅探讨了云南近代新旧制度交替、社会急剧变动与女子学校教育的关系，并和邹建达共同研究了先进爱国人士、贤妻良母思想、云南社会状况、女权运动和教育思潮等对云南女子教育思想产生的作用。林星研究了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方晓珍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安庆社会变革和安庆女子教育三者的关系。④其他一些学者将省市女子教育与教会进行了结合，如朱冬梅、谷雪梅、石阳等学者。学者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各地女子教育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社会转型是决定作用、教会女校有先锋作用，这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定意义上又是共同存在的；但就范围来讲，多限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很多小县城和广大的农村极少受此影响。那么，城乡差异如何？女子接受教育的比例有多大？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因资料缺失，目前较少见到应有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围。周锦涛和马立武分别研究了汪伪统治区的女子奴化教育和“关东州”的女子殖民教育；台湾学者游鉴明专论台湾女子教育的学位论文，探讨了日治前台湾妇女的教育情形和殖民女子教育的建立过程、影响因素、教育机会，认为日治时期的台湾确立了女子教育的地位，塑造了现代女性，但同时，同化的目的和“忠良爱国”的目标使得教育内涵相当狭隘，总督府缺乏诚意，妇女教育在缺乏自主和公平的殖民社会未有突破性的发展；范若兰用两篇论文研究了二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接受中英文教育和高一级教育的情况，及其与男子教育在人数、级别、经费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原因。⑤ 近代海外华侨和抗战时期汪伪统治区、敌占区的女子教育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对此有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分析来看，或许是大陆敌占区女子教育的非法性、台湾女子教育与大陆联系的限制、海外华侨女子教育研究的高成本等原因影响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更新观念、增加投入并加强与台湾和海外华侨的联系，应该是改善这一局面的关键。 （二） 研究的领域 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涵盖了教会女学、女子留学、教育史人物、女学思想和论争、学校和学制、教育层次、民族教育等各个方面，使得研究领域得到广泛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