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全有,男,1966年生,河南辉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河南新乡,453007;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湖南长沙,410081。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以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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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89-06

      1906年11月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对此学界普遍认为是官制改革中权利争斗失败后的被迫之举,且有指出八项兼差有名无实者,对此笔者经过梳理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1906年11月18日),袁世凯上“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要求将参预政务、会办练兵事务、办理京旗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会议商约等“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①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试举代表数例:

      佐藤铁治郎著《袁世凯》记载:“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唯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②

      唐在礼著文《辛亥前后的袁世凯》认为,由于“清廷排斥汉官的情况”“日趋严重”,“袁到此时,觉得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然而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他于是决定在彰德秋操之后,主动向清廷奏请交出第一、三、五、六四镇,建议改归兵部大臣直辖。十月上旬,清廷准了袁世凯所请,开去各项兼差”。③

      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说:“他之忍痛割爱,交出四镇兵权,辞去兼差,主要原因是其贪权引起了严重‘疑谤’。”④

      郭剑林、纪能文著《瑰异总统——袁世凯》指出:陆军部成立后,负责全国练兵事宜,规定各省新军均归该部统辖,这样一来,袁世凯“被迫将北洋六镇交出了四镇并请求开去了八项兼差”。⑤

      “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在官制改革失败后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如李宗一著《袁世凯传》认为,“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⑥

      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如骆宝善著《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称:袁世凯“不得不辞去会议政务处、练兵处、电政、路政等八项兼差,尽管这些职务有些已经自然终结。”⑦梁严冰著文《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也认为,“新官制的颁布,使袁世凯受到了重大打击。清廷拒设责任内阁,使他当内阁总理大臣的愿望落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迫其交出北洋六镇的军权;原有的各项兼差在新官制下也已经有名无实。这一切都使袁世凯大失所望,于是奏辞兼差”。⑧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观点?它们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

      兼差问题是学界比较漠视、漫忽的一个问题,而1906年11月袁世凯辞却兼差之所以为研究者所重视,是因为袁同时也交出了北洋六镇的控制权。其实,兼差问题是探究袁世凯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切入点,对它的考订将会有助于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二、袁世凯辞却兼差并非全然被迫

      袁世凯辞却兼差是不是全然被迫之举?对此,笔者通过扒梳史料,认为这一怀疑并不成立。依据有二,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

      1.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奏称,德国使臣照会总署说已按草约勘竣自天津至山东南界一段工程,催促中方与之早订正约开工筑路,因早前订立草约之员只剩张翼一人,故而请旨派员妥议详细合同。随即,硃批:著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⑨与半年前奉旨督办回收关内外铁路不同,此次袁世凯并没有欣然接受,而是予以推脱。此中因由,最为主要的就是该路的利益回报小。与关内外铁路回收后稍加整顿即可坐收利润不同,津镇铁路只是一条待议中的铁路,即便与英德谈判顺利,铁路能够正常建筑,回收赢余也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况且未来铁路横跨直隶、山东、江苏三省,铁路的管理及利润分配也极复杂。上述因素使得袁世凯不愿接受督办津镇铁路这一烫手的山芋。

      至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国自主建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破土动工及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鼓舞下,在“若此路入英、德之手,是直隶、江苏、山东永为英德势力范围。平时则妨我主权,事事牵制,有事则南北隔绝,声势不通,中原全局,关系甚巨”⑩的时局认识下,直鲁苏三省平民绅商、留日学生及京城官员等一边聚会讨论废约办法,一边纷纷上书援例废约,此番要求废约自办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见此情景,朝中重臣也多主张废除草约,“日前德使偕某商人至外务部议津镇路约事,闻那尚书对付此问题坚持草定合同非为条约,日时已逾期,自应作废。”(11)因此,再开谈判废约自办成为朝廷内外颇为关心的大事。而与英、德谈判多年的袁世凯深知废约的不易,且思想深处抱有“胶澳路权久属德人,载在盟书,藏诸政府,断不可失信于人”(12)想法的他并不赞同废约的办法,但周围的局势及未果的局面又使他颇感压力,于是,袁世凯于同年九月提出将山东铁路交由外务部酌夺办理。不久,外部又将胶澳全约及津镇草约各全案咨送北洋,请其“与德人力争,务欲达其必废之目的。”(13)眼见推脱不掉,袁世凯只得又给自己物色了一位得力助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袁世凯奏请派候补京堂孙宝琦充帮办津镇铁路大臣,对此他解释说“臣任寄太冗,只能督率通筹,力难专顾。现正磋商详约,头绪纷繁,须得精明廉正之大员襄同经理,方免有所贻误。查有三品卿衔候补四五品京堂孙宝琦,才识恢闳,志趣正大。前奉使法国三年,熟习外交,研求政法,倘以之襄办路务,于国计主权,必多裨益”。(14)半年之后,邮传部成立,统管邮政、路务诸事,心情复杂的袁世凯再次奏请开去督办津镇铁路等八项兼差,得旨允行。这样,袁世凯终于卸下让他颇感为难的津镇重担。长期以来,学界多以袁世凯“开去督办津镇铁路等八项兼差”之奏请是权利争斗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其实,单就津镇铁路而言,这恰恰是他借以回旋的适当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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