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2；G5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9)05-0106-07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成为自汉代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学说，孔子的思想、人格、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孔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思想界的每次论争，几乎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儒学论争“不仅关涉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与智慧资源，而且势必触及中国社会公众信仰问题”。[1]369作为国民教育主要知识载体的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儒学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与思想界的影响？从中大致可见政府与思想界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立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教科书是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的重要资源，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是孔教成为问题的时期，本文尝试考察此期中学历史教科书①中孔子形象的塑造，以期进一步了解孔子形象的演变。②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清末教育改革，实行新式教育，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救亡图存的关键，但仍把忠君和尊孔作为首要的教育方针。1903年，清政府《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2]197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2]217在历史教学目标上，强调要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3]321尊孔是学校教育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民国成立，对教科书编写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4]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5年又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3]750并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初教育宗旨。[2]244-253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的尊孔读经活动并未因袁世凯死去而结束，1925年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通令中小学生读经。 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后，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教科图书，使与党义与教育宗旨适合。[5]1929年，国民党全面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强调“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6]试行新课程标准，该标准于1932年修正后正式实行。这里试以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例。1932年初中历史教学目标首要两点是：“1.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2.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7]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该课程标准的中心，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重点。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写，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课程标准为基调，教科书的编写趋于模式化。 清末民国时期在教科书管理上，采取部编教材与审定民间教材相结合的方式，“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而以“审定制”为主。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纂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辑发行的主流。[8]编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者都需要。[9]教科书编写除了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外，编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对单本教科书的质量影响甚大。清末教科书的编者，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从旧到新的“过渡”人物，如章嵚、夏曾佑、刘师培等。章嵚著有《中华大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实为该书简本。后人在评述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时，将章嵚与吕思勉等人并列，称章著历史的最大特色是“由君史到民史”之转变。[10]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11]民国时期很多教科书编者，或为书局编译所的编辑，如金兆梓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有多种教科书，仅历史教科书就有数种，多个版本；③或为大学教师，其中不少为史学名家，如顾颉刚、吕思勉、周予同等人，他们编著的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影响，如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1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13]这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普通民众。 二、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历史教科书首由日本翻译而来，[14]其中《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有很大影响。《东洋史要》为桑原骘藏编著，初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译至中国，用作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介绍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孔子的生平与志向，强调孔子“有志光复”；二是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指出儒学的大要在于“忠孝与仁道”；三是孔子编订六经，“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笔削《春秋》，冀传其道于来世”；四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介绍了孟子和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孔子之孙有子思，作《中庸》以说‘诚’，未几而孟轲出，约后于孔子百数十年，著《孟子》，说仁义，唱性善。赵有荀况，生值战国末，稍后于孟子，作《荀子》，尚礼仪，唱性恶。是皆儒家之铮铮者”。书中特别指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基，后世谓奉其教者为儒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