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一般都引述诸祖耿(1899-1989)《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诸氏述章太炎之言曰： 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① 这里说得很清楚，俞樾(1821-1906)对《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是“穿凿”。不过，笔者读《春秋左传读叙录》，却没有很强烈的“穿凿”感觉，例如： (1)刘逢禄(1776-1829)曰：“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今所传者，惟公羊氏而已。”章氏（章炳麟）驳之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亲见素王，则七十子之纲纪。《公羊》末师非其比也。”② 尧案：《春秋·序》孔颖达《疏》引沈文阿曰：“《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③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小序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④赵生群先生《春秋经传研究》，亦认为从《春秋》、《左传》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书作者只能是同时并且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例如《春秋》“不书”之例，内容相当广泛，情况相当复杂，《左传》作者面对时间古今悬隔而又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却能一一指出那些事件是当时曾经发生过而《春秋》作者没有采录的，并能对《春秋》不载的这些历史事件作出补充说明，甚至还能分别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一一揭示《春秋》所以“不书”的原因，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左传》的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手中握有孔子作《春秋》时所用的蓝本，了解《春秋》史料的取舍范围。另外，还必须对《春秋》的体例了如指掌。这两个条件，如果不是与孔子同时并且关系亲密的人，是很难具备的。除此之外，《左传》中有50次提及孔子，其中约有30次引用孔子的话补充、解释经文。孔子的这些言论，都不见于《公羊》、《谷梁》两传，为《左传》所独有，可见《左传》作者与孔子的关系非常密切。⑤综上所述，章太炎谓左氏亲见孔子，非《公羊》末师可比，既有根据，又有道理，绝非穿凿。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逢禄曰：“夫子之经，书于竹帛，微言大义不可以书见，则游、夏之徒传之。丘明盖生鲁悼后，徒见夫子之经及史记、《晋乘》之类，而未闻口受微恉。当时口说多异，因具论其事实，不具者阙之。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驳之曰：“名者，实之宾。《左氏》自释《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正如《论语》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是《论语》乃扶卿所名。然则其先虽不曰《论语》，无害其为孔子之语也。正使子骏以前，《左氏》未称为传，亦何害其为传经乎？若《左氏》自为一书，何用比恉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为？寻太史公言：‘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旧有所仍，而敷畅其坿也。且曰：‘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谓口授多讹，故作书以为简别，固明《春秋》之义，非专涂坿其事矣。……至孔子言‘与左同耻’，则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见必后孔子者乃称‘鲁君子’乎？谓生鲁悼后者，以《传》有‘悼之四年’，据《鲁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去获麟已五十年耳，然使左氏与曾子年齿相若，则终悼世尚未及八十也。”⑥ 尧案：章太炎谓“名者，实之宾。《左氏》自释《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其说甚是。《左氏春秋》与《春秋左氏传》名称之不同，犹《史记·儒林传》之称《谷梁春秋》及《汉书·儒林传》之称《公羊春秋》、《谷梁春秋》，而《汉书·艺文志》则称《公羊传》、《谷梁传》也。据《史》、《汉》《儒林传》之称，则《公》、《谷》亦不传《春秋》矣。⑦故《左氏》自传《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 至于刘逢禄谓“丘明盖生鲁悼后”，章太炎曰：“谓生鲁悼后者，以《传》有悼之四年。”据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一文，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末段云：“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后人所加。⑧章太炎则曰：“使左氏与曾子年齿相若，则终悼世尚未及八十也。”综观章氏所言，并非穿凿。 (3)《汉书·艺文志》著录《左氏传》三十卷。⑨刘逢禄曰：“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章氏驳之曰：“所谓传体者如何？惟《谷梁传》、《礼丧服传》、《夏小正传》与《公羊》同体耳。毛公作《诗传》，则训故多而说义少，体稍殊矣；伏生作《尚书大传》，则叙事八而说义二，体更殊矣；《左氏》之为传，正与伏生同体。然诸家说义虽少，而宏远精括，实经所由明，岂必专尚裁辩乃得称传乎？孔子作《十翼》，皆《易》之传也，而《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体亦各不同。一人所述，尚有异端，况《左氏》与《公羊》，宁能同体？”又曰：“且言传者，有传记，有传注，其字皆当作专。《论语》：‘传不习乎？’鲁读传为专。《说文》：‘专，六寸簿也。’（此本手版，引申为簿籍。汉时已有簿责之语。）郑君《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此孔氏《左传正义》所引，与贾氏《仪礼疏》所引不同，此为是）；《论语》，八寸。’案：《春秋》二尺四寸，六经同之。《孝经》、《论语》，愈谦愈短。然则释经之书，宜更短于《论语》八寸。若四寸，则不容书，故降八寸，则不得不为六寸。郑注《尚书》，谓三十字一简；服注《左氏》，谓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尚书》长二尺四寸，《左氏传》六寸，正得四分之一。三十字四分之，则为七字半，半字不可书，故稍促为八字。此传当称专可知。”又曰：“《左传》之为左专，犹郑氏说《诗》称《郑笺》。笺者，表识书也。同此，传名得兼传记、传注二用，亦犹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撰集事实，以见同异，间有论事情之得失，订旧史之韪非，无过百分之一，而解诂文义，千无二三。今因《左氏》多举事实，谓之非传，然则裴松之于《三国志》，亦不得称注邪？且《左氏》释经之文，科条数百，固非专务事实者。而云非传之体，则《尚书大传》又将何说？”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