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121-13 中国传统重文。此“文”既指文章，也包括文字（过去人对此两者实不甚区分），同时更指涉这两者之后（或之上）的一套文化价值取向。换言之，文字和文章都不仅是人际交流工具，而有更高远的意义在。不过，文章和文化也都是以文字为基础的。早在殷商时期，文字便被认为具有“通天”的力量，在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上更发展出一系列崇拜文字的礼俗和信仰。①到近代之前，文字在中国社会中几乎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1907年，来中国游历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耶夫注意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以至于成为了“一个楹联的国度”。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②在此前一年，日本学者宇野哲人初访中国，也注意到类似的现象，不由佩服：“中国不愧为是文字古国。”③ 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因素之一，文字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中一个主要特征便是重“眼学”轻“耳学”。不过，这一传统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一系列围绕着口头表达展开的文化现象迅速兴盛。在这些现象中，既包括了宣讲、演说、辩论、国语、无线电播音乃至喊口号等用口头形式传播的文化，也包括了切音字、白话文、速记、注音字母、标语以至标点符号等以“文言一致”为目标的书面文化，同时，学术界对方言、民谣、戏剧等“口头传统”的兴趣日益增长，展开了系统性的调查与整理工作。考虑到表述的方便，这里姑且将这些现象统称为“言语文化”。④在这些文化形式中，有一部分（辩论、切音字、速记、口号等）基本上可谓崭新的物事，也有一部分（宣讲、国语、白话文）在不同程度上乃是一些早已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新环境下的改造或凸显——它们已经与传统的形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在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揭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和社会中一个新取向的出现。 对于上边提到的各类现象，学界已经给予了关注。其中，白话文和演说尤其引发了学者的兴趣。不过，既往的研究注意更多的是这些文化现象的“内容”和社会功能，而相对忽视了它们作为“交流模式”的社会意义，因此，对于“言语”这一概念在其间起到的重要作用常常视而不见，或重视不足。⑤本文不准备对近代“言语文化”诸现象作一罗列式的描述，亦不涉及其对近代中国文化走向的具体影响，而是希望从“交流模式”变革的视角，把这些现象视为彼此相关的一组文化，探讨其兴起和清末民初整体社会转型（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因而，这一讨论是非常初步的，更深入的结论需要对有关现象作出更为详密而系统的梳理。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是对20世纪中国“言语文化”兴起的有限观察，既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缺乏以“言语”为载体的文化，也不认为“言语”在近代中国已经取代了“文字”的文化地位，或走向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 一、“言语”的发现 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有一篇《重专对议》，提出：春秋时列国交往，特重“专对”之才，而“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列国以后，此学遂废”，虽间有一二美谈，然“不为专才久矣”。如今则“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借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故“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因此，他建议，“应请特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有口辩胆气、机牙应肆之人，时赐召对以验之，量于差遣以试之，用备他日通商大臣之选，庶几折冲樽俎，毋致陨越贻羞矣”。⑥ 冯氏把尚辞令的现象追溯到春秋时期，将其放入一个虽以武力相尚亦言必“称理”、“论信”的国际环境中加以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按《论语·先进》，孔子评说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目，后人称为孔门四科。其中言语一科，按照孔颖达的解释，即是指“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皇侃义疏引范宁的解释也说：“言语，谓宾主相辨词。”清儒刘宝楠云：“范以当时最重邦交，故言语当指此事”，实不过是举一端“以例其余”，因其尚包括“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等。⑦刘氏对“言语”一词的诠释已经超出单纯的外交领域，但其所以要有此一辨，恰表明在其时一般的理解中，言语与外交的密切关联。 把近代的国际竞争比为春秋列国之争雄，是晚清很常见的一种认知方式。陶成章在1908年撰文讨论“春秋列国国际法”与“近世国际法”的异同，便说，将两者并提，“诚不免有附会处。然春秋列国交际间，固常有以礼及非礼为口舌，而因之以互相钳制，不敢为强暴之行动者”。这里说的“以礼及非礼为口舌”，亦即冯桂芬所谓“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因有一个公认的“礼”的约束，才为“口舌”之辩留下了可能。陶氏特别指出，“近世欧洲列国国势伸张之原因，非仅恃乎其兵备之严整也，而尤赖乎其外交术之巧妙。春秋列国亦然。故使节之选择，在当时实极为严重”。⑧ “口舌”是“兵备”之外的另一种武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军事实力的国家来说，在国际竞争中灵活运用“辞令”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便显得尤为重要。1908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抱怨，“近来外交诸事”，无论大小，“无一非退让不遑，坐失权利”，而“当轴每以国势太弱无可与争为言”，但朱氏认为，实际正因为“国弱”，所以才“不能不以文字、口舌争耳”。⑨换言之，国家利益不仅是由“势力”与“谲诈”保障的，也是通过文字、口舌“说”出来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