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6-0136-08 从乾隆四十年(1776)，澳门葡萄牙人允许外国人用额船贩运鸦片开始，至道光二十八年(1849)，亚马勒总督批准在澳门设立番摊赌博，在大约80年的时间里，澳门的转口贸易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就是说，进入19世纪以后，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要增长点的新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历时已久的以国际转口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经济模式，澳门实现了首次经济转型。 在新的经济模式中，赌博业是澳葡政府经营时间最长、收益最大、澳门华商乃至澳门社会参与程度最高的产业。赌博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挽救了晚清澳门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它是澳门近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并奠定了澳门近代以后以赌博业为龙头的经济格局。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最活跃的是一群华人赌商。随着财富和势力的累积，也由此诞生了澳门的第一代华人赌王。本文探讨的是，晚清澳门华人赌商赚取巨额利润之后，是如何开展赌博业之外的实业投资的？他们的资本运营和实业经营的状况又是如何的？中葡政治关系对他们的产业投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赌博专营与华人赌商的崛起 1810年6月15日，据D·若奥五世在巴西颁布的敕令，澳门成立了一家彩票发行站，以资助那些福利、慈善机构，①并由此揭开了澳门以政府主导形式实行和管理赌博业的序幕。1846年2月16日，澳葡总督发出训令，批准番摊赌博。由于各种原因，该项赌博直到1849年4月才正式发给牌照。“加之随后产生的中国式博彩闱姓(Vae_seng)和白鸽票(Pacapes)，成为保持澳门财政平衡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英国人占领香港引起经济衰退后，博彩活动更成为一种交易，而且很是盛行。”②从此，赌博业成了澳门最主要的产业和最重要的财税来源。至1878年，仅白鸽票一项，澳葡政府年收入已达45万元，③若计入其他赌项，其年度财税收入已相当可观。由于赌博业的兴盛，澳门迅速实现了由闻名于世的远东贸易中心向东方蒙地卡罗的转型，“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中国的蒙地卡罗，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沦丧，澳门开始依赖这种当时中国认为很肮脏的税收来源——这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带给澳门的最大的惩罚之一”。④ 澳门赌博业的兴旺，显然得益于广东政府的禁赌政策，赌民从内地涌至澳门，大量输纳赌金，澳门成为内地游资的“吸纳地”。但更重要的是，澳葡政府实施的专营制度，对赌博业实行制度化管理，确保了赌博业能够稳定、规范的发展。专营制度，又称承充制，是指将某一类的贸易或服务的经营权进行拍卖，由竞得者进行垄断性的经营。竞得者通过分销商领照经营而收取“规费”，并按合同规定向澳葡政府（通常是公物会）缴交承充金（规银），竞得者的合法经营受到政府法律的保护。据有关资料显示，最迟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专营制度已经开始实施，1851年8月6日，“氹仔岛的第十一家小药房因为在澳门开始实行的许可专卖制度而被取代。”⑤赌博业是最早实行专营的领域之一。1851年7月19日出版的《澳门宪报》就刊登了白鸽票专营期满，再招人承投的告示。⑥1851年至1863年，“在此段基马拉士总督执政期间，开始实行赌博专营。”⑦而澳门赌博业的主要推动者，则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人华商。自1860年之后，白鸽票、番摊、闱姓、铺票等赌博项目，其承充者基本上为华商，华商对赌博业的控制程度让人吃惊：在1860年—1916年间，在已知的年度中，白鸽票全部由华商承充；番摊除了1883-1884年度由葡人美基·矮利士·施利华与华人黄宏展合作外，全部由华商承充；闱姓的承充受清政府科举考试的影响，时有波动，除1885年至1902年，葡商鱼塘仔、少美拿年奴·士哪非难地、若瑟·方济各·依沙基利·巴路士承充，味哖拿奴·飞难地伯爵与华商合作之外，绝大多数年度由华商承充；仁慈堂彩票华商承充期长达15年；籤铺票为晚清澳门规模较小、时间较短的一种赌博项目，葡人飞难地伯爵承充了5年，孔咏裳、黄大维等华商实际上只承充了1年，但此项目在晚清澳门赌博业中并不重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总之，在赌博专营时期，除了少数年度、个别项目葡商曾参与承充外，其余绝大多数年度和项目都由华商承充和控制。⑧ 由于控制了赌博专营权，一批富裕的华人赌商阶层逐渐形成，“自内地严围姓赌馆之禁（聚粤中小姓于文武乡会试及岁科童试时，射其中否曰围姓），奸人潜往澳门开设。恃夷为固，而澳葡岁收陋规数十万，遂因之渐富矣。”⑨在华人赌商中，从承充的赌博项目和经营的时间来看，最重要的赌商有：冯成，涉足白鸽票、番摊、闱姓，累计承充7年；何桂、何连胜、何连旺家族，涉足番摊、闱姓，累计承充40年；卢九、卢廉若、卢光裕家族，涉足白鸽票、番摊、闱姓、仁慈堂彩票、籤铺票，是涉及参与赌博项目最多的“赌王”家族，承充期累计长达47年；何广，承充白鸽票，承充期为16年；萧登，涉足白鸽票、番摊、闱姓、籤铺票，承充期累计为18年。⑩ 赌博业的兴旺，自然带动了巨大的现金流。从年度承充金额来看，时间越往后，承充金额越大，以白鸽票为例，1883年—1885年，卢合、林西合作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三地白鸽票，年承充金为52400元，至1905年—1910年，余国蔼同样承充三地白鸽票，年承充金额已增至282000元。实际上，自1850年之后，由华商控制的赌博业对澳葡政府的财税贡献甚大。在多个财务年度，赌税在澳葡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多接近或超过50%，在1882年—1910年间，有多个年度甚至接近或超过60%：1882-1883年，占69%、1884-1885年，占75%、1885-1886年，占60%、1908-1909年，占59.76%。(11)由此可见，仅就赌博业对澳门政府财税的贡献率而言，晚清澳门的经济命脉已经完全在华商的控制之中。 在华人赌商中，又以何连旺、王禄、卢九等赌商家族最为著名。 何连旺(1855?-1931?)，广州顺德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是晚清澳门著名的赌商、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何连旺涉赌，有其家族背景，其父为何桂，又称何贵、何老桂，“何连旺，……字穗田，父曰老桂，咸丰初元，来从海上，因得起家”。(12)何桂与澳门赌博业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何）老桂，……其后承充闱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13)何氏家族参与赌博业，主要是涉足闱姓、番摊专营权的承充。至于闱姓之传入澳门，更是与何桂有密切的关系。(14)何氏父子承赌时间自1869年1月Olo-Quai（何老贵）与Apom（亚彭）以每年3000元承充闱姓起，至1910年何家拥有的时和摊馆关闭，前后有40年之久。(15) 王禄，字元禧，号瑞轩，福建晋江人。镜湖医院创办人之一。其子王棣，字应昌，号岐卿。(16)王禄是澳门最早承充闱姓的华商之一。1872年5月12日，王禄声称已经售出闱姓票80万条，但已遭受了许多损失和迫害，不能确定能否再如此经营3年。当时，闱姓和番摊在香港被禁，王禄的合伙人之一，Veng-Ham，乃香港著名的商人，见澳门闱姓生意不甚理想，亦有意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公物会于5月20日宣布取消王禄的承充合同。(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