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争夺与“文明排外”

      1905年12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审理黎王氏一案过程中，中方谳员与西人陪审官因女犯拘押问题而起冲突，酿成轰动一时的“哄闹公堂案”。事发后，上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激于义愤，连日集会抗议，“万臆一声”保主体、争国权，形成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关于公堂案及其所引发的抗议风潮，学术界虽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对于此案背后所隐含的中西权势之争及其与“文明排外”的关联等问题，尚缺乏深入讨论。鉴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略作论析。

      一 万臆一声：保国体、争国权的抗议浪潮

      哄闹公堂案发生于1905年12月8日。是日，黎王氏②与随行仆从携带15名女孩扶柩返回原籍广东，取道上海。上海工部局老巡捕房根据镇江方面的来电，拘捕黎王氏一行，并以“拐卖女孩”的罪名，送交会审公廨，由中国谳员关絅之、副谳金绍成以及租界当局陪审官、英国驻沪副领事德为门共同审理。因黎王氏声称所有女孩均系粤中亲戚托买，且有买契为凭，关絅之遂以串拐证据不足，拟判押黎王氏于会审公廨女监侯讯，而德为门却坚持要将黎黄氏押解工部局女牢。双方争持不下，发生冲突。德为门出语藐视中国政府，既而又唆使巡捕咆哮公堂，大打出手，致使两名廨差受伤，金绍成的朝珠补服被扯破，黎王氏等人被强行解送工部局女牢及济良所关押。事后，关、金二谳员即赴上海道署，呈报详情，并引咎辞职。

      公堂案的发生，激起了上海各界的强烈不满，合埠官绅士商“痛心于主权之被夺，华官之受辱，莫不大为震动，愤愤不平”③。12月9日下午，各界绅商居民在商务公所集议，同声谴责租界当局肆意践踏中国警政与司法主权的野蛮行径。当日到会者数千人，“无不义愤填膺，有激烈慷慨之意，聆至演说痛切处，呼号奋发，万臆一声，人心震动”④。随后，徐润、周晋镳、曾铸等上海绅商及各商帮代表即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分电外务部、商部以及江督、苏抚，指出英国陪审官与西捕“藐法横行，不守法律，扰乱公堂，华官尚复受侮辱，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请求官署“俯察舆情，查照条约，切实办理，以安众心而维大局”⑤。

      

      同日，徐润、黄以权等寓沪粤籍绅商还以广肇公所商董之名，致电外务部、商部，剖白黎王氏的身份来历，并抗议英捕违章抢押，殴役辱官，要求二部“鼎力维持，据理诘责，以安人心而重主权”⑥。12月10日，上海道袁树勋与寓沪绅士及各帮商董四五百人在沪北洋务局集议，决定官商合电英国外交部，据理力争⑦。当晚，公忠演说会在徐园集会之后致电外务部，要求“切实诘问”英国驻华公使，并请转电清政府驻英公使，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如或事机不顺，国民当出死力以争”⑧。此后的几天里，上海社会各界、各团体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商讨抵制之策。一时间，“保主体、争国权”的呼声，此伏彼起，随处可闻。《申报》以《汇录哄闹公堂后商议对付情形》为总题，对各界集会情况作了连续报道。

      另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除了上述集会之外，在西虹口地区的西园、宁波路的广肇公所、肇家浜与大南门附近的学校、海宁路的广肇公所医院等地也都有一些集会。参与者除了绅商以外，还有洋行职员、小业主、店员、学生和工人等⑨。此外，英商在美界的老船坞以及浦东和丰厂两家企业所雇佣的粤籍工人，也开始罢工，以示抗议⑩。

      各界民众、各种团体的连日集会，动辄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形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抗议浪潮。同时，沪上各大报纸也连篇刊载集会抗议、中西交涉的消息和评论，抨击租界当局的野蛮行径。一篇题为“论会讯公廨哄堂事”的“社说”指出，英国自视为“文明国”，而其驻沪副领事竟然背约侵权，非仅轻辱华官，实际上也是藐视中国国体、贱视华人。文中写道：“呜呼！我中国人之见轻于外人也，固已久矣。然上海租界为我全国商埠之枢纽，而公堂尤为主权所系，西人此举，实奴隶我、牛马我之见端，我华人苟稍有人心者，讵肯袖手坐视，一任其凌辱蹂躏而漠然不动于中（衷）耶？”(11)另一篇题为“论廨员不应辞差”的“社说”则说，“今日之上海犹是租借地之地位，而公堂之法官，又能不负责任、不失法规，以保全国之公义为目的者也。今乃扰乱法院，受人干涉，此等丧失国体之事，非华人独尸其辱”，也是一向自诩“文明”的西人之羞。这篇“社说”对关絅之赞誉有加，认为无论是“为官守计”、“为主体计”，还是“为国权计”，关絅之都不应辞差。如若预存中西之间“有强弱无是非”之定见而“悻悻去位，代以他人，既不能维持公义，又不能保全主体，吾国政权不将从此剥落净尽乎？”(12)通观社说全文，念兹在兹的是“官守”、“主体”、“国权”，表彰民族气节、捍卫民族尊严之意，可谓情见乎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堂案发生后，沪道袁树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12月10日在与各界绅商会面时，他就表示将官商合力，共争主权，并说出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此事由本道一人任之，如有一分之力，即当尽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计。”(13)应当说，这番话洵非群情激忿情势下的敷衍之辞。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以公堂案“事关主权国体”而多方交涉，确可谓尽心尽力。除向南洋大臣及外务部详禀案情，请求“查照约章，切实理论”(14)外，他还照会驻沪领袖总领事暨各国领事，斥责西捕“当堂殴差夺犯，不惟轻藐法律，亦且有失体统，为通商以来所未有，殊出情理之外”(15)，要求撤换德为门，将行凶的西捕斥革治罪。12月11日他又邀请前驻沪美总领事古纳、南洋正律法官担文、副律法官罗诚伯、铁路参赞福开森等人磋商(16)，并于次日派员拜会值年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通报有关情况，共同会商善后处理办法(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