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①近代出现的“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义绝非一事，严格而论，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②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③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确立，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种分科学术，狭义则指自然科学。前人研究多拿“科学”与“格致”直接对应④，考察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涵义，不免以偏概全。“科学”其实是一个建立在分科意义之上的多歧概念，如果可将分科理解为“科学”概念的底色，则各种“科学”便是言说者在这一底色上描绘出的不同图景，自然科学不过其中一义。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本文暂且不论，仅讨论分科之“科学”在中国的流变。 据左玉河研究，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西学分科观念，传统的崇尚博通之学，逐渐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这种尝试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⑤因此，在“科学”进入中国之前，西学分科的形式已为国人知晓，作为分科之学进入中国的“科学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近代学人所接受。” 不过，据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分析，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意义在某些时候指涉新学堂的学科建制，后来几乎发展成为“教科”或是“学科”的代名词，有时也指分科设教的学堂。⑥需要注意的是，“分科之学”并不等同于教科，“科学”从“分科之学”到教科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转换。本文将关注1900-1905年间，“科学”意义从“分科之学”延伸到教科之“科学”的过程，从中考察概念歧出的轨迹，以及转化的动因。 一、教科之“科学”初现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洋学家以充沛的启蒙精神投身于洋学的普及，“科学”一词的产生即是日本近代教育“西洋化”的产物。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介绍了地理、物理、经济、历史、伦理等新学科的性质和内容，以“一科一学”表示学术研究分门别类的概念。⑦1874年，西周（名时懋渔人，又称修亮、周助，1829-1897）在《明六杂志》第22号《知说》一文中使用“科学”一词，指出这是一门由“学问和方法融成一体的新学问”，包含了已经专门化的文教史地和自然科学。基本方法是从事实归纳原理，并且用演绎来说明那项原理叙述了的事实理论；被证明了的原理将被应用，发明成为为人服务的技能。⑧ 西周发明“科学”一词时，与福泽谕吉同为“明六社”成员，该社宗旨是从事有关教育的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以达到“会合同志，交谈意见，增长知识”，增进人的品德之目的。他们表达了对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惊叹，但更想传播的是物质文明背后自然科学的精髓。⑨因此，这些洋学家普遍缺乏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却从事着科学思想的启蒙工作。如《明六杂志》几乎不含有探索自然科学的东西⑩，但它却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启蒙先锋，而福泽谕吉和西周等人发明“科学”一词也不过想藉此开人智识，缔造日本新的思想体系。可见，日本“科学”的出现应是为启蒙而来，它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却表现出超越科学和技术的思想性与明确的教育指向。 日本教育在1872年到1890年近二十年的动荡中，先后经历了法国、美国以及德国教育的熏染，最终建立起德国式的教育体系，完成了从“西洋化”到“日本化”的过渡。德国教育对于日本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方面专业化程度加深，特别是文科大学的专门研究得到重视。(11)为了配合制宪的需要，日本曾经一度出现“法科万能”的现象。(12)其次，普通教育强调道德培养，加强政治对教育的统治，从而成为培育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土壤。(13)在日本官办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通过学理的建构，完成其系统化的过程，但同时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下，学术成为政治工具，学人往往被纳入官僚体制内，从而减弱了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随着日本教育的逐步健全，启蒙思想家很快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式学人。这些人多为职业学者，他们在学识上超过前人，却缺少了前人的政治热情，体现出日本官立教育的社会控制力。不过，部分私学仍旧存在，如当时与官立学校对抗的有大隈重信的东京专科学校、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新岛襄的同志社等，三所学校在教育上各有侧重，但同为“自由主义派”学校。(14) 可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日本“科学”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其体现出后发展国家在学术上的移植性、启蒙性，以及多样性。恰逢此时，中国人开始了“东学”历程，中国朝野共藉教育渠道输入“科学”一词，同时也输入了教育体系所蕴涵的不同思想资源。 日本“科学”初入中国时，便在与教育相关的论说中多次出现。如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所列普及社译《科学入门》和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15)，即是自然科学类的教科书。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使用“科学”一词，谓“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汉刘向与其子刘歆——引者注）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孔子——引者注）宗旨小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16)文中蔡元培将道家比附“近世哲学”，且属于“科学”范畴。由此一来，“科学”的运用既区别了六艺与道家的学科畛域，同时也表明其具有超越自然科学的内涵。1902年马相伯所订《震旦学院章程》，规定课程遵守“泰西国学功令”，分文学(Literature)、质学(Science)两科，并注明质学就是日本“科学”。质学的科目有：物理、化学、象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舆图学、卫生学、图绘、乐歌、体操(17)，属于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课程。该文相继被《新民丛报》、《政艺通报》、《大陆报》等杂志转载，并延用这一用法，唯1904年的《汇报》转载时，出现分类上的差别。该报将课程分为四类，甲科为文学科(Literatura)，包括古文、希腊文以及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乙科格致(Philosophia)，包括原言（名学）、内界(Subjectiva)、外界(Objectiva)、原物（Metaphysica，即“形上”）；丙科象数；丁科形性。(18)其中，丙丁两科是形下之学，旧归形上，《汇报》立为专门，从中亦可见“科学”与“格致”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