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该事件实具清政府宪政改革起点的意义，学界予以广泛关注，或从整体着眼评析其在清末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或专注于对考政大臣载泽、端方、戴鸿慈宪政思想的分析，而对考察团数十名随从人员的研究则几为空白，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中的缺失①。考政大臣负责随从人员的选拔，他们意识到高素质的随从人员直接关乎考察之成败，皆对此十分重视，选拔标准较高，如端方曾致电徐世昌，协商随从人员“须精于西文或谙交涉者方可入选”②。舆论界亦普遍认为此次考察是否得有实效不能单纯寄希望于考政大臣，尤其应当“注意于其所带之译员”③，对随从人员寄予厚望。从随从人员的名单来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陆宗舆、施肇基、吴宗濂、钱恂、夏曾佑等等。随从人员究竟在考察团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得以出洋考察无疑是人生的重要阅历，究竟有何受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加深对该事件的研究。 另外，亟待我们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考察团考察成果之由来。考察团分为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考政大臣(以下简称载泽考察团)，一路由端方、戴鸿慈为考政大臣(以下简称端、戴考察团)。端、戴考察团请梁启超捉刀代撰奏稿及考察报告的事实，成为史家认定清政府缺乏政体改革诚意的重要依据。问题是，载泽考察团是否也存有类似情况呢？其奏稿及考察报告如何产生？深入而具体地探讨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形成过程，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清政府对待政体改革的态度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选择曾担任载泽考察团总文案的江苏籍随员杨寿楠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杨寿楠在考察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载泽考察团考察成果之来源问题做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学界。 一、杨寿楠其人与入选五大臣出洋考察团 杨寿楠，字味云，江苏无锡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868年10月6日)生于诗书世家，早年与唐文治、姚鹏图、陆彤士等人共同就读于著名的娄东书院④。1891年，杨寿楠参加顺天乡试，榜发第72名，以后屡次会试不中。1902年杨寿楠入孙家鼐幕办理章奏事，1903年参加商部考试，取列17名，次年任商部保惠司行走⑤。杨寿楠虽不是通过科考步入仕途，但并不表明其才华不逮，相反，杨寿楠才华横溢，为一时之冠，其同乡顾恩瀚称其“博涉文史，才藻冠时，爰自绮岁蜚声艺苑”⑥。然而，杨寿楠并不满足于以“文人自命”，在广泛涉猎传统经籍的同时，自青年时期即“一意讲经世学”⑦。这种知识背景及个人经历为其受邀加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奠定了基础。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随带人员出洋考察政治，7月27日，添派商部右丞绍英，史称“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8月28日，五大臣会同奏调随从人员40名，“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有亲临其寓邀请再四始得之者”⑧。很可能是同在商部为官的绍英的推荐，载泽曾力邀杨寿楠加入考察团，然而杨并不愿往，“以病辞”⑨。9月24日，出洋考察团第一次出行时遭遇吴樾炸弹袭击，考察团随从人员的心理由此发生不小变化，“咸有戒心，前之纷纷运动出洋者，今又纷纷运动告退”，炸弹案后清政府设立巡警部，不少人即认为“与其冒险出洋冀得功名显贵，不若谋新舍旧，亦可捷足先登”⑩，多有不再随行者。考政大臣徐世昌由于担任巡警部尚书、绍英由于伤重皆不能行，清政府改派尚其亨、李盛铎，新组之五大臣又于11月23日会同奏调包括杨寿楠在内的随从人员16人(11)。据杨自称，其加入考察团实缘于绍英之劝慰：绍英“召余至医院，以泽公奉使重洋须得能员襄赞，再三劝驾，不能再辞，乃派充二等参赞。”(12)至此，杨寿楠正式成为载泽考察团的随从人员。 杨寿楠自称在考察团的身份为二等参赞，然据当时各大报纸记载，杨实为随员。载泽考察团随行人员有参赞、随员、翻译官、供事官、护卫官之别，另有留沪办理文报人员。其中参赞10名：一等参赞为左秉隆；二等参赞为周树模、吴宗濂、刘彭年、陈恩焘、钱恂；三等参赞为冯国勋、唐宝锷、柏锐、严璩。随员共36名，翻译官、供事官、护卫官及留沪办理文报人员共7名(13)。由此，本文认为杨寿楠入选考察团的身份为随员。 二、考察团总文案 载泽考察团主要考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四国，该四国皆有随从人员专驻，钱恂、夏曾佑等8人专驻日本，吴宗濂等4人专驻比利时，李焜瀛、严璩等7人专驻英国、法国(14)。其余之参赞、随员则随同考政大臣考察各国。载泽考察团在出洋之前即成立了可称之为“文案组”的机构，负责拟定各类奏稿以及编订考察书籍，杨寿楠深得载泽倚重，被委以“总办文案”，辅助办理者为随员赵从蕃、刘钟琳、姚鹏图、黄瑞麟(15)。 考察团每考察完一国，即将考察行程及考察该国大略情形上奏，杨寿楠等办理文案人员之职责即为草拟奏折底稿。杨寿楠所著《藏盦幸草》一书收录《考察日本政治大略》、《考察英国政治大略》、《考察法国政治大略》三文。通过与考政大臣最终所上奏折的比较，该三文为奏折底稿。以《考察日本政治大略》一文为例，杨寿楠首先指陈日本立国之方在于立宪制度的实行，“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而富强的关键则“尤在教育普及”，正是由于日本自维新之初即推行强迫教育，人民得以广受教育，“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16)。载泽等考政大臣最终所上奏折对原稿几乎只字未动，惟于“君有独尊之权”后，加“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句(17)。同样，载泽等考政大臣对《考察英国政治大略》、《考察法国政治大略》两文改动亦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