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与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死亡

——以1919年的黄县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玉尚(1975-),男,山东即墨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史与疾病史,上海 200240;韩志浩,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内容提要:

1919年的霍乱造成黄县各村落普遍感染和4%的人口死亡率,黄县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使其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市镇体系,这种城镇分布特点部分决定了1919年的霍乱传播模式和人口死亡程度,形成除龙口和城关镇以外的各乡镇霍乱死亡率有规则的高低错落分布的特点。在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因该地业已卷入到市场体系当中,故该区亦成为此次霍乱流行的重灾区。总之,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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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9)04-0135-11

      一 问题的提出

      同治十一年(1872年)《黄县志》卷5《祥异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黄县暴发过五次大的流行病:道光元年(1821年),“秋七八月,霍乱病大作,死者无算,传言改岁病”,这一次是古典生物型霍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夏大疫,幼孩夭殇无算”,按白喉在道光中叶流行加剧,患者以孩童居多,刚在中国流行时因患者无抵抗力,死亡率高,故此病很可能是白喉;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大疫,时病者目尽黄,谓之黄眼瘟,孕妇死者尤多”,似为急性黄胆性肝炎形成流行;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霍乱病大作,死者无算”,此为古典生物型霍乱;同治六年(1867年),“夏天痢,幼孩多殇”,痢疾形成流行病。可见,在1872年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从流行次数和病种看,霍乱的危害最大。

      1872年之后,霍乱的发生亦很频繁,并数度形成较大流行,1919年是其中最剧烈的一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黄县志》卷15《大事纪》记载:“民国八年秋七月,霍乱大作,伤人无算,较光绪二十八年之霍乱,死者不啻倍蓰。”1984年黄县卫生局在编纂卫生志时,为了解这次霍乱流行情况,发动各乡镇医院和史志办工作人员,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查清当时村里的户数、人数、死亡人数、蔓延情况、染病原因”,调查的基本要求是“确定被访人需在80岁左右,每村必访3—5人”。这次调查历时两个月,调查者近百人,访问三千人次,调查了全县所有的自然村(共767个),从而了解了这次霍乱大流行的全貌①。在烟台其他地区,虽然对这次霍乱流行也做过一些调查,但仅限于一些回顾性的访问,访问的人数十分有限②。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调查的原始记录已无从找到,但有一份总结报告收录在《烟台卫生志》中。这份总结报告的底稿收录在《黄县卫生志》(手稿本)中,较《烟台卫生志》中的总结报告为详,故本文研究采用的是《黄县卫生志》的底稿报告。

      1919年黄县霍乱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以往的霍乱病史研究,限于资料,一般只能进行全国或者区域性的研究,无法深入到一县之中,进行详尽的流行病学分析,黄县因为有1984年的详尽调查,可进行一县之内的研究;其二,黄县、蓬莱、掖县等莱州湾沿海县份商业非常发达,而这些县份周边的招远和栖霞等县,却是典型的农业县份,黄县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内,霍乱流行和人口死亡的理想案例;其三,地方志对于历史上流行病的记载往往轻描淡写,黄县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轻描淡写背后的危害程度。

      本文对于1919年黄县霍乱的研究,一方面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传播路线的解释、各区域死亡人口的重新计算以及霍乱流行病学分析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通过与农业社会的比较,去了解商业社会中霍乱的传播和人口死亡模式。

      二 霍乱的传入与传出

      1984年调查黄县二十个公社,只有龙口和文基没有注明霍乱从何处传来,再传向何方。由于龙口的地位和在这次霍乱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兹先根据文献记载来分析该地区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龙口在同治之前,已为该县重要港口,同治《黄县志》卷14《杂事志》记载:“龙口风静波恬,俗名稳油盆,为商舟停泊所。”与该港口有商贸往来的区域,甚为广阔,同治《黄县志》卷1《风俗》记曰:“黄县地狭人稠,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远适京师,除泛重洋,奉天、吉林方万里之地,皆有黄民履迹焉。”这种情况直到1931年才稍有改变,据调查,该县“地狭人稠,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东北三省、朝鲜、平、津及沿海各海口,胥有黄人履迹……自东北沦丧,向之前赴三省商者多被迫回籍”③。龙口与各港口之间的往来十分便利,时间也甚短,“北至津沽,仅一日夜,南达上海,仅二日,与沿海各口岸轮舶交通,通达二十余处”④。1919年的霍乱系全国性大流行,因此,龙口霍乱很可能是由来自其他疫区的感染者输入的。兰高乡也是如此,其霍乱是由辽宁营口和本县诸由观镇传来。

      1919年黄县的霍乱主要由龙口传入,除了与龙口系莱州湾重要的港口这一因素外,还与是年的大旱有关。黄县在这一年,“秋大旱,无收”⑤。调查报告也提到这一点,如诸由观镇唐家集的霍乱暴发,其起源在于“唐家集村小学教师唐书宪,中午到东沟看他的快要旱死的高粱,回村路上又热又渴,在村口某处喝了一顿凉水,当晚即上吐下泻,次日死亡”⑥。早在清代中期,烟台地区就有至东北贩粮的传统。如栖霞县因丘陵山地较多,常发生旱灾,道光十四至十六年(1834-1836年),连续三年大旱,当地大地主牟墨林到东北贩粮,只是运粮码头并非龙口,而是蓬莱⑦。同治之前,黄县因人众地少,粮食不敷使用,必须仰赖东北粮食之输入,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

      “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海舶木棉来自江南,稻菽来自辽东,民所仰给也。其商于外也,辽东为多,京都次之,地距辽东数千里,风帆便利,日可至,只来只往如履平地,常获利。大贾则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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