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067-07 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前后是中西文明激烈碰撞的时期，此时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写出现在西方。英语世界中，从使馆之围的亲历者到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纷纷撰写有关中国的作品，一时之间，义和团成为与中国直接关联的意象。随着中西方接触的加深，英语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能用英文熟练地进行写作者尚在少数。因此，义和团运动期间，华人执笔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时局、直接对西方舆论作出回应的文字就显得尤为少见。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恐怕要数辜鸿铭的《尊王篇》，它于1901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不为人所注意的是，1901年还有另一本华人写就的英文著作出现在英语世界，这就是新加坡华人林文庆所著的《中国内部之危机》(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一书。 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1957)，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早年留学英国。他既是一位名医，又是开拓新加坡橡胶业和金融业的领军人物；他倡导新马华人社会的改良，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提高华族地位，同时又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推崇儒家思想，有“新加坡圣人”之誉。此外，他还曾在辛亥革命中襄助孙中山，后受陈嘉庚之邀，自1921年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0余年。《中国内部之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一书由林文庆发表于《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上的一系列文章结集而成，署名Wen Ching，1901年出版于伦敦。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中国的改良运动”、“太后、她的顾问、走狗和受害者”、“欧洲与中国面对面：一个华人的时局观”为题，内容主要涉及戊戌运动、庚子之乱，以及林氏对中外关系的看法。鉴于国内学界对林文庆的研究尚多有不足①，而对《中国内部之危机》一书更是多所忽略，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书内容与意义作一概述和评析。 一、为维新派辩护 百日维新失败后，厕身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指责康党“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并称他们只是利用朝廷意欲改革的时机，“冀缘捷径以荣利”。②不仅国内的顽固派对悖乱祖宗家法的维新党人口诛笔伐，西方人对戊戌变法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对此，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观察颇具代表性，“的确，许多外国人都漠视或谴责维新运动，仅仅将其视为一小撮没有头脑的狂热分子搅起的泡沫，他们的热情超出了知识——只是一群空想家，而不是务实之人。”③仅有少数在华西人对维新派表示赞赏，其中以李提摩太等与维新派交谊的传教士为代表。就列强的官方态度而言，各国皆以自身在华利益为计，认定变法对其远东政策影响不大，故态度冷淡。譬如，当英国政府发现，戊戌政变并非他们在远东的竞争对手俄国幕后操纵的结果，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 M.MacDonald)便以“旗人闹家务”之说一言蔽之。④ 也许因为看到西方舆论对维新运动缺乏关注与好感，林文庆在《中国内部之危机》(以下简称《危机》)中对戊戌变法大书特书，极力为维新派辩护。之所以如此，与其思想底蕴有着直接关联。早在留英时，林文庆就受到当时盛行的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的熏染，立志改革新马华人社会的颓靡现状。学成回新后，他便积极倡导改良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其时正值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海峡华人社会中激荡，林文庆很快便从中找到共鸣。⑤他还时常在与友人创办的刊物中，撰文介绍维新运动、宣传改良思想。⑥ 林文庆把维新运动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凸显其特殊性与重要价值。在他眼中，士大夫阶层向来是“中国的脊梁”。⑦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为抵御外侮而掀起西学东渐的浪潮。林文庆承认洋务派官员在兴办近代教育、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所起的开创作用。他尤为赞赏曾国藩，因为“他看到这个国家亟需的是更多的启发和知识，而并非设立军工厂和建造炮舰。”⑧同时，林文庆也注意到容闳、黄遵宪、马建忠、严复、郭嵩焘等人在学理上推进西学东渐的努力。他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之于中国的作用比作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之于法国，称赞严复引介的进化论在知识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反响。林文庆将这些具有进步意识的士大夫称为“改良的先驱”。 然而，林文庆深知上述努力并不能给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带来彻底的改变，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清朝的统治制度。对于洋务运动，他评价道：“他们仅仅试图将知识的新枝干嫁接在已经腐朽不堪的老树上，并且已经由此得到了应有的报偿。时代在召唤一个新的改革派，由他们实施大胆而措施全面的全国性改革，其目的不在于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真正斧斫于这棵老树的根基之上。”⑨ 在林文庆看来，维新党人正是“时代所召唤的”改革派，而这是由他们的政治主张所决定的。林文庆指出，近代以来输入中国的西学长期未能被有效地吸收，好比是一桌丰盛佳肴，人们要么是不敢轻易上前品尝，要么是饱受食后消化不良之苦。⑩而康有为却能够整合中西文化并使其为己所用，因为他从儒家经典中为变法找到理论依据。林文庆向往康有为描绘的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政治蓝图，他认为“康有为文章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在君主之下建立一个纯粹的政府的可行性，这个政府自由地实行民主政治，而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他既不得滥用权力，又由于善用其权威而得到自由的人民的支持。”(11)在该书中，林文庆详细地介绍了康有为及其思想，这在对康有为和维新派几无所知的西方人眼中不是没有价值的。《新加坡自由西报》的编辑圣·克莱尔(W.T.St.Clair)在介绍该书时，便说道：“其中介绍康有为的事业的一章——‘广东的圣人’，使英国公众第一次认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视野、性格和影响，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从那时起现今的中国已经开始自发地向着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发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