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诸子学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的重要学门之一。和其他学门一样，它也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这里说诸子学的现代转型，实质上也就是探讨一个现代哲学史学门如何在中国确立的问题。因为处在学术现代转型历史关口的学界普遍是将周秦诸子的思想作为哲学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的①。无论是章太炎、梁启超还是胡适，这三位现代诸子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所瞩目的均在掘发诸子思想中具有现代哲学意义的内容而不是其他。在他们看来，周秦诸子正是中国哲学的发端。与此同时，“六经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在敦促学界将哲学放在史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于是现代哲学史这一门学科应运而生。诸子学研究转型的这一特性，内在地规定了探讨这一课题所必须考虑的两个要素：第一，“西学”的引入。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而言，引入西学，在晚清民初那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语境下大势所趋，无可避免。这既是一种方法的改造，同时也是观念的更新，它主要表现为使诸子学挣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改变过去那种因解经的需要而侧重于考据、音韵训诂的做法，一变而为向重义理，重条贯的叙述方式转移。这里所说的义理不同于传统②，而是参照西方哲学对于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人生观等概念的界定，将类似的内容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炼出来。第二，与历史学的现代转型一样，诸子学研究也需要“平民化”，即需要“解放”诸子学，将它从贵族的殿堂“拉”向民间。用以上两个要素衡骘诸子学的现代转型过程即可发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三人适处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上。章、梁、胡在现代诸子学研究方面筚路蓝缕，鼎足而三，学术成果最多，影响最大。下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的问世，则可以视为诸子学研究现代转型终告成功的表现。以年龄论，太炎长胡适25岁，梁启超比胡适大20岁，章、梁、胡分属于“新”、“老”两代学人；以声誉论，章、梁二人不仅曾经叱咤风云于政坛，而且是公认的学界泰斗，而胡适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留洋博士。三人年龄层次参差，各自秉持的治学理念存在差异，以此构成了“新”、“老”两代学人的嬗递。探索三位在诸子学研究方面的矛盾与纠葛，恰可以从中扪及此学科现代转型的鲜明轨迹，故具有相当的表征意义。然限于篇幅，不可三人同叙，故本文仅及于章、胡二人，至于任公与胡适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只能留待另文赓述。 二 义理与文风：章太炎、胡适的诸子学研究比较 在中国学术史上开诸子研究先声的是清儒。但清代学者研究诸子都还未能离开经学的羁绊。经的断简残编，史料之缺失，需要借助于子书的辅佐。诸子学要争得一个独立的地位，成为一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学科，那还是要到20世纪初叶。恰恰在1920年代，诸子学研究热出现了③，太炎先生当然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 章太炎16岁即“浏览老、庄。”④20岁前后“旁理诸子史传，始有著述之志。”⑤25岁时所作《膏兰室札记》474条，其考释即涉及《管》、《墨》、《荀》、《庄》、《尸》、《列》、《文》，《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诸子典籍。他的学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政治哲学。章太炎从小受外祖父朱有虔的教诲，懂得了“夷夏大防”。他读《东华录》，有了明确的排满意识。后置身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大大丰富了社会阅历，从中培养起了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研究诸子的品格⑥。这其中已经种下了日后其诸子学研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政治哲学的胎苗。“下学而上达”，他接受过严格的音韵小学和考据学的训练，尤其是1890年23岁入诂经精舍随俞樾治经，打下了扎实的“下学”根底，使得太炎治学言必有据；但他迥异于清儒之处在于他有理论的兴趣而清儒一般没有。虽然他原本“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但在30岁结识宋恕平子，宋平子“劝读佛书”后太炎先生就“渐进玄门”⑦了。1902年因“苏报案”入狱，在狱中他苦读佛书，出狱后流亡日本，又接触了大量西方哲学，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太炎亡命日本期间“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⑧。他对于宇宙本体论、人生哲学都有过深入的思考，这又使他下笔时“言之有物”，能够从“下学”往上“翻”而“闳肆”上达。这些学养打并成一处，大大恢廓了他的诸子学研究视野。在现代学人中，章太炎是认识到了“义理”在诸子学研究中重要性的第一人，从而树立起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诸子学研究的标识。 1908年，章太炎在《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对哲学概念作出了界定⑨。1910年6月，《国故论衡》出版，在下卷《明见》篇中，章太炎又将哲学解释为“见”，亦即世界观、认识论，且援引荀子的“见”论以为说⑩。太炎两说哲学，早胡适10年为哲学所下的定义已不可谓不精。论中他虽然将道德、伦理置于哲学之外，看不到道德哲学、伦理哲学也是哲学研究的当然对象，反映出了哲学初入国门时的幼稚以及章太炎认识的局限，但他将“哲学”概括为世界观，并以有无“符验”与理论表述的畅达性即“无所凝滞”为权衡各类哲学价值的标准，这就紧紧扣住了思维与存在、主体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两对现代哲学最为重大的基本问题，作了比前人及同时代人，包括他本人过去的认识远为深入而系统的专门论述。特别是他明确指出哲学的使命与“治物质者”、“极人事者”等应用性学科的不同：哲学要求为“万类散殊，淋离无纪”的所有事物“蹑寻元始”，并“举群丑以归于一”。这种论断，已经基本上触及了“哲学”的现代学术理念和诉求。很显然，章太炎关于“哲学”的界定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