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138-09 1901年停止八股取士，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急遽由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减轻乃至消解因废科举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解决科名的接续问题，清廷采取了一系列“学堂奖励”措施，授予新学堂毕业生(包括“游学毕业生”)相应的科名奖励，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权宜性质的制度安排。① 耐人寻味的是，科举的“废”与“不废”并未在时论中掀起巨澜，然而，关于学堂奖励，即赋予新学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在清季却引发过持续不断地争论。本文意在剔除一种后设的自明性，重返历史现场，以当年言论环境中围绕废科举之后科名体系的延续问题而展开的有关学途与仕进、名器与奔竞，以及专制臣民与立宪国民等问题的论争为中心，探讨功名意识与近代知识转型、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晚清中国在嬗变之际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一、“取士之法贵与时为变通” 科举是与功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②。功名又称科名，作为朝廷的名器，由科举考试得来的功名，不仅关乎个人的身份地位，而且关乎王朝的政治命途；不仅关乎王朝的政治命途，而且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功名不单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与向往，也寄托着家族之冀和乡邦之望，由此产生的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早已沦肌浃髓。因此，当废科举、兴学堂在国家危机激荡下由士议逐渐变成朝廷意志的时候，如何给予新学堂学生(包括游学生)相应的科名奖励，仍然是一个必须再三致意和审慎以对的敏感问题。 早在科举未废之际，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折中就曾予以特别关注，建议将学堂之士继续考试量予出身，并作了具体规定：童子八岁入蒙学，十二岁入小学校，分初高二等，至十八岁毕业于高等小学，取为附生；再入中学校，三年毕业，学政考之，给予凭照作为廪生；二十一岁入省城之高等学堂，分习各科，四年毕业，考列分等，得优贡举人；再由督抚学政主考，取中者或授以官职，或送入京师大学堂继续肄习，三年学成会试，作为进士授以官职。③这个建议和规定，将新式学堂体制与传统科名体系连结起来，为新式学堂的兴起和发展排除阻力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已有地方大吏开始为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堂学生申请破格奖励，1901年，湖广总督端方在“考试游学生请奖折”中，就曾为“游学日本，效忠守正”的湖北学堂学生王琛芳请奖，上谕允准，并加恩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奖励”。④这就是说，尽管那时学堂学生的出身与出路问题尚未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但作为一种权宜性的激励机制，科名奖励已经以一种个例的方式开始出现了。 科名奖励是庙堂之议，也广为时论所关注。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议改科举，他认为，用人必须依于实事，由此“不能不变为西法取士”，将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务、天文、舆地、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数、制器、格致等科目寓于考试，让读书人“舍此无出身之阶”，则士人“各占一门、各擅一艺，以共奋于功名之正路”。⑤在他看来，读书人弋取功名原是其正业，也惟有抛弃帖括浮文，转寻实学，才是新的世代符合“圣人之道”的选择。谭嗣同认为，科举之弊在其虚浮与侥袭，士人晋身更在于应时而谋自强的责任。将西学科目“寓于考试”，在当时并不只是谭嗣同个人的看法，许多趋新之士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盛宣怀就认为，尽改科举之制有诸多障碍，不如专设特科，“裁天下之广额为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⑥。学堂初兴，大多读书人尚处在迁延观望中，倘若朝廷不明定功令，给予新学堂毕业生“出身之正途”的奖励，势必有碍于学堂的“闻风兴起”。张之洞也说：“利禄之途，众所争趋”⑦，推广西学，“所虑者无出身之路耳”，开特科取士，“则人知帖括外亦有进取之阶，而西学于是乎畅行”。⑧康有为说得更直白：“人孰肯舍所荣而趋所贱哉？……于是稍改科举，而以荣途励著书、制造、寻地、办工之人，大增学校，而令乡塾通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亦可谓能变通矣。”⑨这些言论虽出自不同人之口，但立意都在于借助传统科名体系，为西学和学堂铺路。 在当年喧嚣的时论中，有不少干脆把设西学特科视为国家“储才之法”，余贻范就曾在一篇题为“论西学宜设特科”的时论中说： 今日储才之法当开特科，招致天下兼通中西之士，予以出身，优以清要，然后士大夫知功名之所在，而中西之可合，相与探索研求，以期一试之效。⑩ 这是一种变通之法，尽管在20世纪初，西学的接受环境已“世殊事异”，但在科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士人和社会的重心势必仍系之于科举，显然不利于西学的传播和学堂的兴起。如果朝廷开设西学特科，天下兼通中西之士因此而有机会获取“功名”和“爵禄”，那么“颖敏智巧之士，自能移其心思才能从事于格致、气电、历算、测量之一途，以求合乎上之所好。如是而人才不见日盛者，盖未之前闻”。(11) 由于“出身”与“出路”事关士人与社会重心的转移，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改科举、兴学堂，关键在于“详定学生出路”(12)。“出身”与“出路”问题解决了，学堂学生也就没有后顾之忧，进学堂习西学，可以获得科举时代同样的功名与荣耀，对西学和学堂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正名”。这种“正名”，既兼顾了改革科举的社会接受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学的传习和学堂的蔚起消除阻力。罗惇曧记清末废科举遗事，忆及张文襄在规程中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即予举贡生员以出路、出身，在消除疑虑和阻力方面起到了要紧的作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