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原因无他，西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对此，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①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立足于“中学”，或基于“西学”，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依拙见，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而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近年来，围绕这些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②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这些资料不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西知识如何会通？传统是如何发明的？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 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③只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大致说来，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如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在一起，已有所展示。1683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曾向康熙进呈有60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南怀仁这样表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原因在于，“穷理学为百学之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⑤该书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80年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就写道：“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⑥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按照“西国门类分列”。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⑦此外，傅兰雅在1882年也曾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透过其出版的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照。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1)Mathematics(数学)，(2)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3)History(历史)，(4)Geography，Maps，&c.(地理、地图)，(5)Religion and 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 Works(综合性著作)，(8)Addendum(补遗)。⑧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其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 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12类：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⑨不难看出，12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