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之光(1933-),男,浙江诸暨人,南京大学教授,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观点分歧明显。学术界评价太平天国的分歧主要是:对腐败的清政府造反是有理还是无理的是非问题;太平天国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功过问题;上帝教是否是邪教的正邪问题。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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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4;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9)04-0112-05

      新世纪伊始,随着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播出,我国学术界就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单位于2001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新论》。此后几年,太平天国研究虽然较为沉寂,但陆续有新成果出现。现将近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概述如下。

      一、目前学术界评价太平天国的主要分歧和进展

      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在谈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说: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过也。现在我按照这三条标准分别予以论述。

      第一,对腐败的清政府造反是有理还是无理的是非问题。

      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学者对它基本持肯定态度。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金田起义的巨幅浮雕。但是近十多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有的学者提出要为曾国藩翻案以及全面否定或基本否定太平天国的两种意见。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中国……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中世纪或奴隶制时代。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的中国,早已告别了康乾盛世,进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衰退的“衰世”。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劝告清朝统治者:与其让后来者被迫改革,孰若自行改革?他预感到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认为清政府若还不主动改革,民众就会被迫起来造反,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进行改革。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却仍拒不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龚自珍死后十年,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曾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1]社会要进步,人民要生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武装起义,才可能推翻清政府,清除社会发展的障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为清政府所逼,是正义的革命的事业,造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反毫无疑问是有理的。

      第二,太平天国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功过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清政府和曾国藩是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太平天国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这是又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实质是扫荡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势力,这场战争对社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自然不容回避,但不能因此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他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美国学者贾希尔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是一种突起——所以宣布旧中国之死亡……结果乃为中华民国之诞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太平天国失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引出了“宋学复兴”、“西学之讲求”和“排满思想之引动”三条新路。历史事实证明,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使地方督抚权力加大,清政府中央权力削弱,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觉醒。

      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提出农民战争不是封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观点,因为“社会动力是多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也就是说:“皇帝专制政制自我调节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农民战争以及其它类型的造反”。[2]对此我深表赞同。即使有些革命或动乱只是以暴易暴,那也多少比一暴到底要好些,因为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唐太宗李世民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至于内战造成的“大灾难”,由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达七千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3]这是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辩护。[4]太平天国起义当然会造成破坏、要流血和死人,这是无疑的,我们没有必要为它开脱责任,问题是这场内战中造成的“大灾难”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曾国藩等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惨无人道的“见人即杀,见屋就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的手段,血腥屠杀太平天国军民。湘军攻占九江时,屠杀军民一万七千人;占领安庆时,残杀太平军将士及普通人民二万人;攻陷南京时,湘军用“分段搜杀”的办法,三天之间“毙贼十余万,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大火烧了七天,天京城化为一片焦土。仅上述三城,湘军就屠杀了近15万太平天国军民。史实证明:“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民间有贼来如梳,官兵来如篦,湘军来如剃”[5]之谚,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太平天国在其外交实践中存在不少决策失误,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霸占我国领土时,曾国藩不仅不予谴责,反说侵略军“有德于我”,对他们要“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赞成清廷“安内攘外”和“借洋兵助剿”的政策。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明知“曲在洋人”,却残杀人民“告谢”洋人,任意判处20人死刑、25名官员充军。事后他自己说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我认为造成那些民族大灾难的主要罪责,应该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者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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