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汝康(1916-2006),男,云南昆明人,生前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原文出处:
回族研究

内容提要:

杜文秀从未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过什么关系,到过大理的仅有法国安邺所率领的探险队,但当即被杜文秀所驱逐。所谓“回民使节”这一杜文秀被谴责的主要事件,先是由腾越柳映苍所策划,继则由刘道衡在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从英缅政府行政日志所揭露的事实来看,刘道衡的使英与杜文秀并无关系。这个近似闹剧的历史小插曲之所以被大肆渲染,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当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真相如此,对杜文秀的谴责自然无从成立。且不论云南回民在反抗清政府统治者的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如何,事实上,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的直接抗拒或是起义的间接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计划受到打击,被推迟了18年。因此,杜文秀在这场英勇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是不应加以湮没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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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3-0005-21

      对于1855-1872年领导云南回民起义的杜文秀的评价,长期以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颂扬他为革命“领袖”[1],但也有斥之为“祖国的叛徒,中华民族的罪人”[2]。由于意见的分歧集中于杜文秀的对外关系上,本文将就这些不同意见所牵涉到的问题简要地加以剖释如下。

      杜文秀与英法的接触

      从1855年到1871年,除去李国纶在腾越与英国斯莱顿上尉商谈过通商问题外,杜文秀从未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过什么关系,到过大理的仅有法国安邺所率领的探险队,但当即被杜文秀所驱逐。显然,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直接的抗拒或起义的间接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计划受到阻碍,被推迟了18年[3]。

      云南回民起义的年代,正值英法准备对云南渗透的时期。英国最初的打算,是利用阿萨姆和上缅甸作为据点先进行调查研究。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英国便取得了这条通道的控制权,随即同时派出两路探险队深入云南,在1868年以前企图探明阿萨姆与缅甸间情况的共8个队,但这种打算大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印度出发的均由于道途的艰险或居民的反抗而被迫折回[4],从缅甸出发的虽然到达了腾越[5],但由于战争影响,潞江桥和澜沧江桥被切断,原定继续深入去大理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3](P11)。

      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下缅甸为英国所占领,整个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明了云南在回民政权下的实际情况,以及准备下一步开辟云南市场的行动,英国对深入云南进行窥探更感迫不及待。同时在1862年西贡条约之后,法国对云南也虎视眈眈,1867-1868年是英法探险活动集中的一年,同时也是杜文秀开始与外人接触的一年。清军总督岑毓英和回军投降将领马如龙是在法国的支持下对回民进行镇压的。最初帮助制造火药的有法国神父弗诺尼(P.Fenouil)①。1868年安邺等在昆明已经看到天主教会标帜JHS(Jesus Hominum Salvator)的大炮[6]。同时,法国在汉口的军火商堵布益还向清军兜销了一大笔军火,并代雇用法国军士武龄、实一代为训练开花炮队。这笔军火的付款是由广东藩署转拨的,由于这一笔军火买卖,堵布益又从而获得分享云南铜矿和其他蕴藏金属的开采特权。这个军火商因而夸耀地说过:“这一大批法国军火可以保证清政府在3年内平定云南。”更严重的是,由于马如龙答应堵布益从红河运送这批军火的缘故,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红河主权的长期丧失。1872年清军是靠法国开花炮的力量以及3名法国军士的帮助攻陷大理的②。

      但在回民起义队伍中则始终没有什么欧洲人。1868年安邺听到的传闻是,大理有16名欧洲人和4名马来人,帮助回民制造炮弹,后因制造失败,欧洲人被杀,马来人则被囚[7](P511)。同年,顾巴在中缅甸所听到的,则谓大理共有5个欧洲人,3个铸造枪炮,两人传授可兰经[8](P331),这些传闻均不确实。法国神父勒格尔暹在起义时期始终留在大理,其说法是比较可靠的。据他的说法:“除去很少数人从仰光来,懂几个欧洲词语如巴德利和甲必丹之类,决没有欧洲人在大理与回民在一起。”[9]与安邺同行的德卡尼也认为“传闻在大理的14名欧洲人应是缅甸人或印度人”[10]。

      1868年杜文秀开始与英法探险队发生接触时,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年首先进入云南的是德拉格来和安邺所率领的法国探路队。这一群冒险家在临安为汉绅梁士美所重视,不仅有保护,而且有馈赠。在昆明,马如龙更加款待,并借给白银700两,声称“1 000两,1万两都可以借”,还表示这一笔钱用不着还,若坚持要还的话,无妨将来运点枪弹来。站在清军一边的回民“老爸爸”马复初更认为他最了解法国“探险队”的科学目的,所以替他们写了阿拉伯文的介绍信,要滇西的回汉人民不要阻拦这群冒险家的行动③。

      1868年3月2日当这群冒险家到达大理时,杜文秀对待他们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他对法国神父勒格尔暹严正指出说:安邺等在中国境内探清道路、测量距离和绘制地图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尽管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抵赖,实际是想强占中国的土地。杜文秀警告安邺等,“虽然侵略者可以强占澜沧江流域从海到云南的土地,他到达大理势必停止;虽然侵略者能征服中国内地十八省,但无敌的大理国将成为他们野心的最大障碍”④。在杜文秀的严厉拒绝下,安邺等无法继续前进,深入云南窥探的阴谋至此才受到打击⑤。

      同年企图深入云南省的还有英国人顾巴。此人被称为“当代最大胆的旅行家”,他原是英印军队中的军曹⑥。他自供相信“英国商品在中国的扩大倾销,可以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进而挽救中国民族之濒于灭亡”[11](P1)。他的行动是为英印政府和英驻华使馆所竭力支持的,据英印总督迈约的表示,“可惜印度政府不能利用政府的名义来支持赞助这种活动”[11](P15)。因此顾巴的活动是打着上海英国商会或加尔各答商会的招牌来进行的。1868年,顾巴第一次想窥探中国西南边疆的情况,为英国货物由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的可能性提供些资料[8](P2)。他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准备从四川进入云南。在云南德钦、维西等地他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他想从维西进入大理的时候,却在杜浪村由于局势的混乱而被迫停止前进[8](P4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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