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作为教育救国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融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抹亮色。这一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1928年，舒新城就发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一文，虽名为“思想变迁史”，实则意在阐述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史，可谓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研究之先河①。遗憾的是，舒文发表之后，再无研究成果出现，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才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1994年，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专辟“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一章，对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产生、演变、宗旨及实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旧论争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相关研究呈蔚然之势，学者们围绕阶段划分及特点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③。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以时代为界标，把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分为贤妻良母论(戊戌维新)、女国民论(辛亥革命)和男女平等教育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前后相继、界线分明、渐次发展的阶段。无疑，这些研究大体上呈现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阶段、特点及走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研究大都集中在晚清和五四时期，不少系重复研究，不仅思路接近，结论亦雷同。其二，过于偏重通论性研究，忽略了地域、阶层、性别等差异。就地域而言，尽管沿海地区女子教育起步早、较发达，但中部地区如湖南，西部地区如四川、贵州等后来居上，教育水平与沿海不分伯仲；就阶层而言，清末民初能接受中等教育的女生大都来自官僚、买办或知识分子家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较低阶层的女生也逐渐增加。就性别而言，女子学制经历了由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④，但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培养策略等方面仍与男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这些差异被遮蔽乃至忽略。其三，存在男性本位倾向。绝大多数研究从男权立场出发，忽视妇女对自身问题的思考与认识，疏于对女性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掘，把她们描述为被动的接受者。其四，偏重总体性评析，忽视个案研究。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妇女史、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一些学者选择特定地域的女校，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展示了女子教育思潮研究的新路径，即对女性主体性的发掘和历史现场的回归。其中最突出的是夏晓虹的研究。她在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选取三个特殊事件分三章以历史细节再现了近代女子教育的独特面向(即女学中的中西关系、新旧道德、满汉矛盾)⑤。杨洁的《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张羽琼的《清末贵州女子教育的兴起》⑥，也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分别对上海、贵州的女学作出了有益探索。这些研究成果生动地说明女学的兴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要因素，不仅影响了主流社会，而且推动了中国女权运动。 夏晓虹等人的研究虽颇具启发性，但仍难以判断是“特例”抑或“典型”，只有来自更多地域的个案研究不断充实，才能全面呈现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进的全貌，也只有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才能窥探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内在关联。为此，笔者选择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兼具个性与代表性的湖南周南女子中学(下文简称周南)为例进行个案考察。之所以选择周南，基于如下考虑：其一，自戊戌维新起，湖南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份”，而新式教育是最能体现其朝气的特定场域。近代湖南独步一时、发达兴盛的是私立教育，可圈可点、绩效突出的是私立中学教育⑦，而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学女子教育。作为湖湘女学的先导，周南集私立、女子、师范/中学多重属性于一身，成为湖南教育乃至中国女子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要研究中国的教育，而不研究中国的女学，那将是极不完整的；要研究中国的女学，如果忘记了周南中学，则将是一个严重的缺失。”⑧其二，周南始终走在中国女子教育前列，以骄人业绩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知识女性的摇篮，在女子教育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30余年间，尽管周南六易其名，但校址始终未变，办学的优良传统更是代代相传，涌现出大批精英女性。如革命家向警予、杨开慧、姚韵梅、朱坚、杨展、黄慕兰等，妇运领袖蔡畅、陶毅、帅孟奇、曹孟君等，文学家丁玲、朱仲丽等，学者劳君展、刘昂、肖光琼等，不一而足。周南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名师的教导，徐特立、黄兴、周震麟、陈润霖、周以粟、陶毅、杨树达、周世钊等著名教育家、革命家均先后从教于周南。其三，20世纪前40年是女子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女学由排除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到正式纳入教育体系，由男女教育双轨制到并轨制，后因抗战全面爆发思潮随之逐渐消退。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女性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的主体身份建构过程，周南发展史正好能较完整地呈现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而此期的周南教育与女子教育思潮演进的节律正相伴和⑨。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建基于其上的拓展，可以说，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大体经过了贤妻良母论(戊戌维新)、女国民论(辛亥革命)、男女平等教育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论(国民革命)和母性主义观(南京国民政府)五个阶段，它们之间界线模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历史面向，或叠加变迁，或并行交错，或分庭抗衡，其中贤妻良母观作为底色贯穿始终。伴随着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演进，对女性形象的重新界定和身份定位随之开启，由贤妻良母衍生出“国民母”、“女国民”、“新女性”等新名词，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出现了“女战士”、“女同志”和“现代女性”等具政治色彩的称谓，这些名词的变换勾画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大致脉络与曲折历程。有鉴于此，本文以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地方性女学堂周南及女生为表述对象，择取个案研究路径，运用思想史、妇女史和区域社会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把解读女生的自办刊物、书信、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与口述访谈、查阅地方主流报纸相结合，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她们的校园生活与社会表现，以勾勒出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主体身份建构的谱系图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