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9.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0-0036-11 中国传统社会地域文化色彩浓厚，这与农耕文明中社会通讯不发达，信息复制及其传播不通畅是一致的。近代意义上出版业兴盛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维新变法需要舆论动员，舆论生产与传播多依赖书刊的出版与传播，书刊出版与发行离不开出版业。维新变法时期的出版业一个重要目的是建构维新舆论，积极营造变法维新的社会氛围，不断地生产政治变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探讨清末出版业生存样态与政治维新舆论建构关系，这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本文探索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着力所在①。 味经刊书处作为晚清西北地区的一个出版中心，引起社会上层高度重视。味经书院刊书业绩，多次受到朝廷表彰，上谕称院长刘古愚“以主讲味经书院，教士有方，特旨加国子监学正衔；以味经刊书处校勘，劳绩晋五品衔”②。另有旁证显尔刘受嘉奖，“前学政柯公奏保加国子监学正。后以刊书积劳，学政沈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保晋五品衔。岁壬寅，诏开经济特科，贵州学政赵惟熙以府君名荐，辞谢不赴”③。1899年④，刘古愚在《与沈淇泉学政书》中也云：“上月中旬，友人自省寄到邸钞，则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达贱名于朝，蒙恩将以五品衔。披读之馀，悚息自省，惭愧无地。”⑤味经刊书处的董事是周斯亿⑥，亦被赏加国子监学正衔⑦。由此可见刘古愚及味经刊书处在晚清西北地区的社会地位。考察味经书院及刊书处的成功之处，不能忽视味经书院及院长的人际交往及其人脉资源。下文逐一分析。 一 关学中心味经书院及其传播网络 近代中西学会通，中国传统的书院在文化传播中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学校未兴以前，各书院为研究高尚学艺之所，因而梓行书籍甚多……尤以晚起之南菁书院、两湖书院、格致书院新刊之书为多，乃我国倡兴新学之前锋”⑧。实际上这些说法未必准确，主要是忽视了西北、东北及西南等地的一些书院及出版中心。陕西味经书院既是近代关学中心，也是西北地区传播西学重镇，其强调治学讲求经世治用，这一点还可从“味经”两字含义得到印证：“通经味道，循名责实，不以浮华徼利达为。尽学人之职，庶不负味经之名，而诸贤苦心亦有以自慰也。”⑨味经书院名符其实也有个历史过程。 1.关学中心味经书院缘起。味经书院建立与战乱后关中文化重建有关。1862年初，英王陈玉成派扶王陈得才远征西北，陈得才率部入陕西，渭南数千回民投奔陈部，关中回民起义，呼应陈部，共抗清军，刘古愚称：“同治初元，陕西回匪创乱，州郡为墟，继以发捻交讧，备极屠毒。”⑩后捻军、回军在左宗棠率军镇压下失败，“越十一载，始得以次荡平，孑遗之民，疮痍未复，人少知学，家无藏书，时奉新许公振袆以侍读督学陕甘，慨然以振文教为已任，始假泾阳瀛洲书院，延师训课，既筹经费，设味经书院于泾阳城内东北隅，乃上疏”(11)，许振袆上奏折目的是请建味经书院(12)。《重修泾阳县志》、《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显示，味经书院经陕西主管教育的官方人士筹划及地方士绅的捐献，得以建成。书院后经管理者刘古愚等持久不懈的经营，遂成规模。书院兴办伊始，即重文化传承。 为总结味经书院办学的成败得失，刘古愚编成《味经书院志》，展示味经书院的办学风格及人文品格。刘古愚“起而收集散佚，都为一册，名曰《味经书院志》，藏之箧笥”。史家荣请刊印，刘古愚表示同意，“余承乏味经，得读一终。因悉创建之艰难，教法之详备，继至者之损益因革，均可沿流溯源，则志书院正，志创始诸公之心也。创始之心常存书院之益吾陕者，不永永无极哉！余因请付手民，永存书院，先生许之”(13)。《味经书院志》序文追述其办学的历史渊源：“味经书院自今河督前学院许仙屏先生崛起创建，即延余宗梦轩先生为师，详定规模，有益陕省者甚巨。夫其益之巨，正其法之善，用心之勤也。书院是而法与心，非创始者能不戚于心欤？”(14)作为书院史志，其用意在于“后之览斯志者，因先生之文以上求经营、缔造及因革损益者之心，必有不忍令良法湮没者，慨然、恻然而思变通，扶持以尽其宜，是则焕唐先生及余之心也。夫焕唐为许公所取士，故其言详且切焉”(15)。《味经书院志》记载味经书院的规章制度与办学特色，对缔造西北地区良好的学风贡献良多，特别是刊刻大量书籍以开通社会风气。 味经书院对近代维新舆论影响有其社会语境。近代书院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实体，不光有解经授道之讲堂，有的还兼有刊书处等。相比较而言，传统书院授徒兼刻书由来已久，味经书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刊刻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学术著作，这一点并不落后于较为开放的沿海区域。 2.味经书院的经营与地缘意义上的人脉资源。味经书院通过刊书处进行政治变革氛围的营造及维新舆论动员，涉及社会通讯网络本身。晚清社会通讯网络无疑包含媒介传播网络与人际传播网络。单从传播阶梯来看，媒介传播无疑比人际传播高一级别。但在近代政治思潮建构或解构的历史变迁中，两者并非单向度演进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媒介网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立即取代以往人际传播网络。相反，书籍报刊等舆论建构网络背后有着利益集团为本位的人际传播网络存在，人际传播往往为媒介网络提供地缘、利缘、血缘等纵横交错的信息沟通。因救亡图存的压力，保国、保种、保教下的人际沟通多有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出版传播背后的人际网络在学术与政治对峙交流的状态中有形或无形的存在着，面临道统与政统之间抉择两难，这就是近代中国出版系统的现状。兼有出版重任的味经书院亦如此。 味经书院院长及刊书处的灵魂性人物刘古愚，就是近世以关学身份出现的维新舆论中意见领袖。梁启超称：“清季乃有刘古愚以宋明理学自律，治经通大义、明天算，以当时所谓新学者倡于其乡，其门人同县李孟符(岳瑞)以之比习斋。关学稍稍复苏矣。”(16)刘古愚(1843-1903年)，字焕唐，陕西咸阳人。1865年入关中书院，受学于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学优，黄氏颇器重。刘古愚交游治学很广泛，“先交咸阳李寅、长安柏景伟究心汉宋儒者之说，尤取阳明本诸良知者，归于经世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为学，亦以此为教”(17)。执掌书院后，刘古愚特别讲求经世之学，甲午中国战败使他痛切地反省，其门人张季鸾称：“(先生)掌味经书院时，提倡经世之举，三辅从风，鄙制艺为不屑。”(18)针对“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费，无辱不有，非地广大，荒而不治之实乎？”(19)认为“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20)，因此，刘在《时务斋学规》(21)中提出办事要“求实”。这种针对现实而来的实事求是，决定了刘古愚治学讲求经世致用，办院注意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