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功利”

——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川尻文彦(1969-),男,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大阪 590-0113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文章将探讨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来自英国边沁的思想,而近代日本和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自私则有损利他,利他则有损自利。然而,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自私增加个人的能量,使集体活性化,最后走向利他。功利主义被导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时,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当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也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撰写了《乐利主义之泰斗边沁之学》(1902年),针对明治初期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乐利主义”的讨论,表明了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立场。那时,梁启超颇为善意地介绍了从“爱己”主义的观点理解功利主义的加藤弘之。可是,其后,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我觉得其背景,既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一面,即从重视“公德”转移到重视“私德”,又有受到严厉批判加藤弘之的井上哲次郎影响的一面。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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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5-0073-14

      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怎样思考“自由”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路径。而探讨他们是怎样接受“功利”的,则可谓其中之一。其原因是,自由与功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作为《论自由》(On Liberty,1859)的作者,如今广为人知,由于他是“功利主义者”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弟子,所以,他又被视为与英国“功利主义”系谱相关连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又撰写《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穆勒因此而成名,而“功利主义”一词也因此而深入人心。

      若要大致地概括一下的话,所谓“功利(主义)”,正如边沁的代表性名言“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那样,每个人追求利益与幸福,与社会全体的利益与幸福联系在一起。但这句话又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无条件地肯定个人的“自由”。

      但是,认为无条件地肯定个人“自由”,将等同于无条件地肯定个人的快乐,将导致社会混乱,在欧洲估计有许多人是这么想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判“功利主义”的。

      不过,不论是自由还是功利,至今都还是有争议的概念,论者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因而,如何对自由与功利二者的关系进行理论说明,可以说在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者中间至今尚无定论。

      要探讨日中是如何思考自由与功利的问题,则更为困难。因为liberty或freedom并不直接等义于汉语的“自由”,utilitarianism也并非汉语中的“功利主义”。与其他源自西方的术语和概念一样,其中存在着不得已的文化与概念的翻译问题。

      因此,本文针对近代中国对“功利主义”的接受问题,加以若干的分析。其中,我想通过utility与utilitarianism被怎样翻译,这些概念又是怎样被理解的等问题,以梁启超为媒介,关注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的思想关联。

      一、utilitarianism流入明治日本

      在探讨清末中国的“功利主义”时,为什么要关注梁启超呢?因为梁启超是中国最早将“功利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课题综合提出的人。众所周知,那时,明治日本作为清末中国引进西方思想的“路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用说,“功利主义”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因为作为语源utilitarianism的译词,“功利主义”在中国与日本固定下来,那是后来之事。

      utilitarianism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中原本就没有定论。譬如,如前所述,虽然穆勒撰写了《功利主义》来批判“功利主义者”边沁,但我们不能单独使用穆勒或边沁所谓的“功利主义”(或“边沁主义”)来谈“功利主义”思想。因为“功利主义”包含着多方面的要素,关于它的定义,至今还在争论不休。

      utilitarianism在语源上来自英语中的utility,utility含有“有用”、“有益”、“效用”等有益于或实用于人们享受其像样的市民生活的含义。日语中的“功利”,则有“算计”、“利己”等负面语意。因而“功利”与“功利主义”等词,无法完全传递utility与utilitarianism的本意。这个情况历来时常被很多人指出,比如英国学大师长谷川如是闲(1875-1949)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在引进“功利主义”的“后进国”日本与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西方”的“代表性”思想家,边沁与穆勒几乎都是同时被介绍过来的。围绕着utilitarianism这一“概念”,存在着应该被称为“文化翻译”的问题,围绕着utilitarianism,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讨论。utilitarianism有各种各样的“译词”,无法统一,正是明显的例证。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在青年时代就酷爱阅读穆勒的《功利主义》等书,在庆应义塾中也进行了大量阅读。此外,西周将穆勒的《功利主义》译为汉文(中国古文),以《弥耳氏利学》为名刊行(1877年)。阪谷素为汉译《弥耳氏利学》写了《后记》。但是,这本先驱性的汉译《弥尔氏利学》似乎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事实上,边沁与穆勒的功利主义,和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以及斯宾塞的进化论,都是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一十年代被广为阅读的①。穆勒的《功利主义》有前述的西周译《弥耳氏利学》,与福泽他们的读书时代基本重合,其后,涩谷启藏的日译本《利用论》出版于1890年。而陆奥宗光(1844-1897)以《利学正宗》为题,译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lation,1789),则是稍早的1883年。明六社派的如中村正直、西周等人都被认为对功利主义怀有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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