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131-04 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杨衢云在香港主要负责筹款、枪械运送及义士招募，孙中山在广州具体负责人员联络及起义统筹，革命党人商定于九月九日重阳节（10月26日）这一天在广州起事，届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发动即告失败。事后，革命党人在回顾这段革命历程时，多指责杨衢云，而对孙中山的过失甚少提及，似乎有欠公允。杨衢云与孙中山同为首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厘清各自在起义中应当负有的责任，对深入了解革命先驱的早期革命历程，大有裨益。为此，笔者试就广州起义中杨、孙责任问题发表个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杨衢云的诸多指责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拥杨（衢云）派与拥孙（中山）派（按：革命初始，力量薄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随之，革命团体内部形成两大派别——拥杨派与拥孙派。前者包括谢缵泰、黄咏商等人；后者包括郑士良、陈少白等人）相互指责。谢缵泰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攻占广州的初次企图失败之后，对孙逸仙的性情气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他的才能和价值有了我的看法”[1](P288)。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拥杨派另一主要成员、富商黄咏商仍然耿耿于怀，在“强烈谴责孙的无能时表示：‘我将来要与孙断绝关系’”[1](P295)。 拥杨派则更是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陈少白等人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杨衢云误事，“使衢云当日得电将军械即行起回，虽违例起货所罚几何，即恐泄露被累亦可弃之，何必明知所部到省时无人响应断送同党于清吏之手，况衢云不亲督率以求一逞，使人而代，用意殊不可解。”“杨之所以贻误军情者，实由于握有孙先生所交付香港军械财政军队各权后，便生觊觎总统之心，既有总统名义，遂另编卫队，所发枪械又有所偏，致带队者不允上省，铸成大错”，“杨以争权一念之私，致使革命垂成之局，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2](p32) 据陈少白回忆，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曾当面质问杨衢云，杨衢云也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孙先生说：‘我当时真恨极了，我责问他当日的事情。’我（指孙中山）说：‘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间，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露，人又被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来，不然，我不能放过你的！’杨衢云俯首无词，最后他便说：‘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下闻得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故此赶来，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我听了又好笑，又好气，见他如此认错讨饶，又如此愚昧可怜，只好作罢。”[3](p55-56) 对于杨衢云逃亡海外的经历，陈少白也进行了详细地描述。“我们答应到前敌的，都先往广东省城。他是答应最后率领后队到省城的，到时，他不但不去，还在一两日之前，把辫子剪了，做好几套西装，衣箱也打好了，嘱咐车夫一步不要离开，等到省城失败的消息一到，他便坐着他的手车，预先叫人把船票买好，头也不回，一口气就坐船跑到印度的加尔喀达去了。在印度住了些时，还恐隔离不远，有些不稳，再从印度登船直到斐（非）洲极南，离海岸千余里内一自由国内，才算安心。”[3](P55) 然而，陈少白笔下只知逃命的杨衢云，在第二次惠州起义失败后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当时“督粤者为巡抚满人德寿兼任。自炸弹案发现（生）（按：史坚如为策应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极其震怒，恨公（指杨衢云）甚，必欲得公而甘心”，“派狼弁陈林下港以谋刺公”，江恭喜（广东新安县三合会著名首领）“侦悉其谋”，“促公急出洋，勿受其祸，公应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于度外矣！’”，“恭喜再三相劝，公意仍不动”。1901年1月10日，“凶手陈林突然入校，枪击公于教授室”，“翌晨，伤重逝世，临丧者中外男女五百余人”。[4](P12-13) 同样是起义失败后，杨衢云在“跑路”这件事上的表现却判若两人。由于总统之争引发了拥杨派与拥孙派激烈的矛盾（按：起义前，为确保起义计划实施过程中以及胜利后政令的一致性，革命党人欲推举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与未来临时政府的总统，拥杨派与拥孙派围绕总统之位剑拔弩张。最后，杨衢云当选为总统），我们对于两派的话都应当持审慎态度，不可偏听偏信。 正如曾业英教授所指出的：“一般说来，政治、军事竞争双方任何一方的记述，都会呈现出以下特点：如系纯粹的‘宣传’之作，即无论对人对己，大都没有多少‘历史真实’可言；如纯粹是为了‘知己知彼’，而采取的内部总结措施，那么，无论对人对己，都可能会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而如果是二者兼而有之，且旨在公诸于世的话，则要复杂得多，既有真实，也有虚假。对己方的记述，关于‘功’的部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只会夸大，不会缩小。而关于‘过’的部分，虽然不能回避，但会力求缩小，不可能夸大。而对于对手的记述，对‘功’的部分，虽然同样不能回避，但只会缩小，不可能夸大。相反，如果是对其‘过’的揭露，则一定不会缩小，只会夸大，甚至无中生有。”[5] 那么，同为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杨、孙二人对于首次起义的失败，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