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北京,100006。xuxl@cass.org.cn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引证越来越成为衡量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的相关数据,从引证的角度,展示和分析1998—2007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者、学术论著、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以及研究重心和议题的集中和转移。从引证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在发表总量和作者队伍扩大、学术规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重要学者的地域分布趋于分散,研究重心向20世纪史延伸。而以资料性、权威性引证为主的知识传承方式以及学者代际转换趋缓的现象,又暗示了学术创新动力的不足。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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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研究的研究,即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反省,为学术传承与开新所必需。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又属于过往,业内学者进行学术反思的自觉更强,“综述”及“回顾与总结”类著述众多。不过,我们所熟悉的总结性论述大致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罕见。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中,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专业修养、经验、感受和主观判断;第二,有统计资料可资利用,是最近才有的便利。自从清华大学“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问世以来,利用这两种数据(尤其是后者)进行学科、学术单位、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地区及学者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力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一些评论者认为,引文索引数据分析是评价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的最科学、最客观、最权威的方法。对此说法,笔者有相当的保留(将在结论部分加以探讨),但如果说,可以用定量分析补充定性分析之不足,与定性分析相互参照,使学科的图景更加明晰,并探讨定性分析难以反映的隐含的学术问题,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利用CSSCI资料进行学术分析,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对于人文学科更为重视,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均在几年前即开始进行此项工作,法学方面还出现了相当有分析深度的论述。① 历史学方面,就笔者所见,有一篇全学科分析报告②,有个别学术机构的统计分析③,或在区域性总结中有所涉及④,但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迄未见发表。另外,此前利用该数据库撰写的著述中,对象年度或为一年,或为数年,本文则以10年(1998—2007)的资料为依据,这是迄今所能利用的最大跨度;相信较长时段的观察,对于学术论著影响力较为滞后的历史学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CSSCI是所谓“精英期刊群”,其数据提取对象不是所有刊物,而只是一小部分“学术性强、学术影响力大、编辑出版规范”的刊物,历史学人选期刊每年均为二十余种。文献学研究表明,大量(75%左右)被引文献出自少数期刊,而其余少数被引用文献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上,此所谓学术期刊的聚类规律,即著名的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⑤ 因此,这二十余种刊物虽然只占发表历史学论文的刊物的少数,但只要看一下相关刊名就可以发现,从“发表”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认为大多数重要史学论文都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但从“引用”的角度看,局限于这个数据库显然不尽合理,因为引用CSSCI论文的文章的发表范围要宽泛得多。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将在必要处利用CNKI数据库进行对比和补充,因为CNKI收录了绝大部分期刊,属于“自然期刊库”,有助于显示“面”上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本文以CSSCI数据库的K25、K26为基本对象。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K25为中国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940—1919),K26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这两部分内容即我们今天习称的“中国近代史”。本文除个别例外,数据来源均限于这一范围。将这一范围用于考察本文各项指标尤其是学者的情况时,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1)学者的文章固然不一定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也不一定发表在史学期刊上。(2)即使发表在史学期刊上,也不一定被分入这两类,譬如,书评很可能被分入文献类,经济史的文章有可能被分入经济类,等等。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期刊)在刊出文章时并不进行分类,这些文章系由图书情报人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归入相应数据库,由此出现归类方面的误差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事情。因此,学者的实际发文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多于本统计显示的数量。这个缺陷的存在,基本上属于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如果将搜索范围扩大,不但将大大增加搜索成本和识别成本,而且会引起另外的问题。好在以下两点可以作为共识:第一,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史学期刊上;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其学术成果的主体必定属于本学科范围,不然就无由成为本学科的知名学者。另外,笔者已经对此作了尽可能的弥补,所用方法将在相关处说明。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给读者提供相应的资料,至于解读,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和不同层次地展开,笔者仅作了最为基本的分析,并提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许多问题的解读是开放性的,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基本情况

      包括各年度发文数量、发文作者数量、引文总量、引用文献类别和引用文献语种五个方面。

      

      

      以上五表显示1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发表文章和引用文献方面的规模。发文数量以2004年为界,分为千数以下和千数以上两个阶段,目前近代史学科在主要期刊上的每年发文规模为1000多篇。综合一人多文和一文多人各类情况统计,人均发文量1篇稍多,不算高产。发文作者人数(已进行同名合并)从1998年的633人增至2007年的1127人,10年间增幅达78%,说明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刊物容量的扩展。就各年数字看,1999年和2004年都可见较大增长,2004年的规模扩大尤其显著,这与一些史学刊物的扩容有关。前几年,刊物开本从小16开改为大16开几乎成为潮流,也有部分刊物从32开改为16开。与此同时,有的刊物增加页码,缩短出版周期。如《史学月刊》2000年由120页增至152页,2002年由双月刊恢复为月刊,虽每期页码下调至128页,但每年的总发文量大幅提升;《史林》2003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安徽史学》2003年从季刊恢复为双月刊,页码由80页增至112页,次年又扩展至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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