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同中国各个领域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发展变化一样，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大范围拓宽、研究资料的全方位深入发掘、研究方法的广泛吸收与创新、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目不暇接，这些都是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证明。本文仅从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互动这一侧面对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及方向予以阐述。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在承载了回答近代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任务、特别是将中国的救亡作为主要课题而在上个世纪诞生的，正如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① 所以，尽管在那之后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始终影响着近代史的研究。30年前，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与向现代化目标的长征的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开始了向新时期的迈进。可以说，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政治转轨的变革中，应对时代的思潮而出现的，这一发展当然还要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思想文化及学术领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过分强调政治立场的思想方法被注入学术研究，存在以政治或直接以阶级斗争覆盖一切的倾向，用生吞活剥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理论描述历史，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被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许多研究领域被视为“禁区”，因此难以用比较宽阔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虽然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前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许多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定，对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及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叙述，对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分析等，而且这些理论为多数研究者接受并用以指导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教学，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理论形成于相当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缺乏规范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在来自反面的挑战面前，其科学性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混乱和思想的禁锢更被扩大。在时刻窥测政治风向，小心翼翼避开禁区的情况下，研究者的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被扼杀。表面上，当时的历史学领域似乎并不寂寞，但几乎都是对历史资料的任意剪裁和对现实问题的故意影射，毫无科学价值可谈。所以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陷入停滞的困境。然而，在中国发生动荡的那些年代里，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的学术研究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1978年末，针对当时国家所处的严重困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新时期与新局面。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方针是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实现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目标，而在思想领域，就是摆脱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解放思想。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一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新局面，启动了当代中国的新时期，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近代史研究空气沉闷，史学工作者目标盲目的状态，中国史学会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即动员广大史学工作者破除被扭曲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清除唯心主义对历史的歪曲，用科学的历史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刘大年曾就历史研究工作与现实的关系进行阐述，严肃批评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年动乱以前，在学术、理论界就出现了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弄得相当狭窄的倾向，从而阻碍了近代史研究的继续发展；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一倾向更发展到任意涂抹事实，以谈论历史为名，行篡党窃国之实的方向上，近代史研究成为一些人任意使用的工具。在批评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又强调：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此而怀疑、误解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的命题。他认为历史研究联系现实需要，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又间接的，如何联系，“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但有一条，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反对繁琐主义，要给人以科学的历史知识，要给人以前进的力量，看到光明前途，要能够通过了解过去，更好地洞察未来，掌握今天的现实”。② 不久，他又撰写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提出应“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认为“割断历史，鲁莽、狭隘地对待前代人的成就，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③ 在深刻阐述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的同时，他号召历史研究者应以新的观念、新的风格、新的面貌得出新的结论，突破只用一种历史论述方式解释历史的局面，突破片面强调政治解释的框架和直接以阶级斗争观念覆盖中国近代史一切领域的狭隘视野。大年同志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声，也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掀起了波澜。随着整个民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