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5-0237-03 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古代画家绘画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传统绘画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国古代画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各个时代人们对于绘画的理性认识以及绘画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风貌。在当前中西方绘画理论交融并逐步趋向西化、追求片面的深刻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画家认为，中国绘画艺术在形式、技法、内容等方面很难再有新的发展空间。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画界的激烈论争，如“笔墨等于零”、“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中国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等。面对这种严峻而富有挑战的形势，中国画家若想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能够有新的突破，就必须重新审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画论，对之深入研究并从中探求中国古代画论的生成方式，以实现古代画论、现代画论、西方画论的有效对接，真正有益于当前中国绘画的发展。概览中国古代画论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画论的生成主要有以下五种基本方式。 一、哲学衍生式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观中国古代画论，我们可以看出历代画论都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绘画理论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儒家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和艺术效用，而道家重视绘画的艺术精神自由，二者的并济、互补给中国古代画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与“和谐”，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提示人在面对现实生活时要采取积极、乐观的人世态度，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以经世治世，对生命和人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感，在有限的人生中展示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些思想给后世的论画者以巨大的启示，直接或间接促发了古代画论的产生。如谢赫、张彦远等画论家重视绘画艺术功能的影响以及宗炳、石涛在论画时注意到带有人之色彩和品格的自然山水与绘画有密切联系等理论发现，就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尽善尽美”、“礼之用，和为贵”以及孟子的“以意逆志”、“知言养气”、“知人论世”、“充实之为美”等思想有极大关联。另一方面，道家思想独特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趣味对古代画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道家对于“道”、“气”、“无”、“神”、“自然”等元范畴的探讨在给画家的创作实践有所裨益的同时，也深刻促发了古代画论的产生与发展。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的“得意忘言”等哲学论点在与绘画艺术的融合中，直接或间接地衍生出众多绘画理论。如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宗炳的“畅神”说和“澄怀味象”、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画论，就深受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与“坐忘”的启发与影响。尤其是庄子善于用众多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去说明艺术精神的“道”与“技”、“言”与“意”等，都给后世绘画创作以极大启示。如清代郑绩所说：“夫意者笔之意也。先立其意而后落笔，所谓意在笔先也。”①显然，庄子关于“言”与“意”关系的思想认识为“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等画论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是魏晋玄学思想、佛学思想、禅宗思想对于古代画论的生成也有巨大影响。魏晋玄学思想、佛学思想、禅宗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资源。魏晋时期的绘画之所以形成重传神、重自然，追求清俊、飘逸风格的特色，魏晋玄学功不可没。从现存的文化遗产中，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佛学思想对于绘画的影响。如东晋顾恺之的人物画就深受佛教人物画画风和技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也促发了其“传神”论的产生。此外，禅宗所讲的“顿悟”、“自心是佛”、“无念为宗”等思想对于明代董其昌提出“画之南北二宗”的论点都从根源上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启迪。 二、个人体悟式 无论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还是文人画都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都与人的生命体悟和精神之美有关。 首先，中国画论的个人体悟表现在善于将标示人之生命的“气韵”、“骨”、“形”与“神”等范畴应用到绘画评论上。无论是顾恺之提出的“传神”论，还是谢赫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六法”，尤其是“气韵生动”论，都格外重视画内与画外的生命力，以“形”之丰满生动刻画“神”之灵妙和脱俗。明代王世贞说：“若形似无生气，神彩至脱格，则病也。”② 其次，中国画论的个人体悟表现在尤为重视“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把绘画作品视为画家人品的具体表现。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③清代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④由此可见，绘画作品中的美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也是人的生命意识和人格力量在绘画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画论中，许多人把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的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自然万物为绘画题材和内容去表达人的品格，展示人的意志和生命意识。 最后，古代画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广博的文化修养、勤于读书与深入生活对画家提高绘画素养大有裨益，并把这种个人体悟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形成了见解精辟的画论。明代莫是龙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⑤清代松年说：“画师处处皆有，须分贵贱雅俗。不读写字之师，即是工匠。”⑥谈到广博的文化修养，清代董棨说：“笔不可穷，眼不可穷，耳不可穷，腹不可穷……博览多闻，功深学粹，庶几到古人地位。”⑦此外，画家也注意到深入体验生活、畅游自然山林对于绘画创作的重要性。明代唐志契曾说：“凡学画山水者，看真山水极长学问……故画山水而不亲临极高极深，徒摹仿旧人栈道瀑布，终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佳境。”⑧古人十分重视画家亲临自然的体悟，如北宋时的范宽“来到终南、太华诸山中隐居，游于林麓之间，常常危坐终日，极目四顾，体悟自然，探求画理。即使已夜色迷茫，或在风雪天气也徘徊不忍离去，从而拥有了对‘山川造化之机’的独特领悟，找到了自己的绘画风格”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