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将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作为分水岭,将艺术史分为杜尚之前与杜尚之后。在二十世纪,杜尚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争论不休而又具有开拓性的怪异而杰出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杜尚改变了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方向,并使艺术史发生了转型他似乎在终结传统的艺术史,开辟了充满活力的新的现代艺术的广阔道路。英国艺术批评家克利夫·贝尔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艺术》一书“向塞尚致敬”一章中曾说,塞尚是一架弹奏不尽的钢琴,人们总是能够从塞尚这架钢琴上演奏出新的曲子。这一比喻用在杜尚身上也再恰当不过。从杜尚这架钢琴上,人们已经弹出色调更加丰富、韵律更加多样的曲子,杜尚给这个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史设立了全新的基调,无数新的艺术实验与创造,似乎都只是在杜尚已经设立的艺术基调上发出的声响。 一 杜尚与黑格尔不同的艺术史终结方式 美国当代美学家阿瑟·丹托在《艺术与扰乱》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艺术史是艺术概念变化和革命的历史,有些概念的斗争十分激烈,很难解决,结果高尚文化的外表就有几分像无人的土地,伴随它的是今日艺术正在动摇的可能性,它的继续存在应归功于对那些谁都无法再尊重的边界的记忆。”①阿瑟·丹托在他的演讲稿《艺术的终结》中,以杜尚为主要例子,探讨艺术与哲学的边界,认为哲学掠夺了艺术。另外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亦成了问题,艺术的神圣光环被摘掉了,艺术日益被生活化、日常化了。总之,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反传统的艺术与反艺术的艺术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艺术似乎在以某种方式走向终结。反艺术的艺术使传统的艺术史不再作为一种历史而继续存在,所谓“艺术的时代已从内部瓦解了”,用黑格尔的话说,一种生存方式已经衰老了。二十世纪以前的艺术样式和其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真的衰老了吗?人们不得不追问这个问题。杜尚等人的反艺术实践活动,如他“创作”的《断臂之前》《衣帽钩》《泉》等,使艺术不断地被提问、被争论,诚如阿瑟·丹托所言,艺术“由于已变成哲学,艺术实际上完结了”。
杜尚 衣帽钩 23.5cm×14cm 1917
1963年杜尚在巴沙迪纳美术馆回顾展留影 由于杜尚等反艺术的艺术家们不断创造出与传统艺术道路上不同的艺术品,传统艺术的概念、形式和方法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艺术的观念及创作方式似乎在走向灭亡,于是很自然地理论家们想起了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终结论”的命题。黑格尔与康德不一样,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对艺术史有深刻见解的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黑格尔的《美学》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美学与艺术史的结合。他认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形象,艺术史的发展内部动力就是绝对理念和感性的物质形式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运动,这种矛盾运动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艺术史的发展过程,是从象征艺术(古埃及金字塔、东方庙宇建筑)到古典艺术(古希腊雕刻),再到近代浪漫艺术(绘画、音乐与诗)。从这一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物质性的感性材料越来越小(即从庞大的建筑到石雕,再到绘画中的颜料、画布,以及音乐中的声音、诗中的文字),而艺术所包含的观念精神内容,越来越大。最后,艺术发展到诗的阶段,诗和哲学与散文便统一了,即哲学和诗都使用语言,诗进入了精神的王国、哲学的王国,诗人可以用诗来作观念和哲学思考了,诗(艺术)和哲学的界限便消失了。同时诗所使用的语言和散文或日常语言没有差别,诗人和大众都在使用同样的语言,诗人和大众也就没有本质差别了,那么诗和日常生活,诗人和普通人的界限也就消失了。于是黑格尔认为,艺术发展到表现理念和精神的最高阶段即诗的阶段时,艺术便走向哲学,走向散文,走向大众,走向日常生活,于是艺术解体,艺术终结了。 杜尚不一定知道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但他以自己的艺术行动上演了二十世纪的另一场艺术终结活动。如果说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初在传统艺术的范围内,从艺术史发展及美学沉思中提出的诗性般的艺术终结理论,那么杜尚则是在二十世纪初以反传统艺术的叛逆者面貌,在艺术创作中进行艺术性的艺术终结活动。二者的共同点是,黑格尔以诗导向哲学精神,以诗的语言媒介导向与日常语言合流来终结艺术,杜尚则是以艺术的观念性导向哲学抽象思考,和以“现成品”艺术开辟艺术和日用品的同一来终结艺术。他们都让艺术和哲学合流,艺术与日常生活同一,前者从理论出发,后者从实践开始,但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