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鉴与董其昌的书法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一流的书画家未必是一流的鉴家，一流的鉴家也未必是一流的书画家。既为一流鉴家，又为一流书画家，曾有几人？登上这样顶峰的人，大约只有唐之褚遂良、宋之米芾、元之赵孟頫、明之文徵明、董其昌数人而已。在古代皇家收藏与秘藏的书画真迹，是一般学习者所无法获见的，更奢谈将鉴与临摹历代墨迹这二者结合起来。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在十七岁之前，书法并未得到良好的训练。在乡试中本可获得第一的他，因“书拙”而被主考官降为二等。“自是发愤临池”，并拜同乡莫如忠(一五○八—一五八八)为师。其初，他与常人一样，学颜字，进而“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似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①三年励志学书，使他很快激发出艺术的天份和热情。不过这样的三年勇猛精进，古代书家恐多有同者，并无多少过人之处。值得关注的是，董其昌在其晚年的叙述中，数次谈到在此三年后的特殊经历：

      三五年间游学就李(嘉兴)，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金门大隐十年，多暇，又长安官邸收藏鉴赏之家不时集聚，复于项氏所见之外，日有增益，如韩馆师之《内景黄庭经》，杨义和书；殷司空之《西圣经》，褚登善书；杨御侍之《绝交书》，王右军书；王奉常之《汝南公主志》，虞永兴书；王司寇之《太宗哀册》，褚河南书；杨凝式之《韭花帖》正书，更仆不数，皆得盘旋玩味，稍有悟入。②

      这是董其昌晚年为徽州藏家吴桢所撰《墨禅轩说》中的回忆，由此可知，董其昌认为目鉴古人法书真迹，是他真正懂得书法的开始，而此前未经目鉴的刻苦用功，只是徒费年月而已。我们客观地分析，若无此前他励志学书的阶段，则不可能有训练过的眼力在目鉴中发挥作用，也不可能抓住目鉴的机遇而提高自己眼力，从而获取书艺的动力。但是不可否认，能否见到古代真迹？能否直接临摹真迹？这见与不见，临与不临，差别实在太大了。

      项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字子京，嘉兴人。因富有资产和浓厚的兴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书画藏家。他年轻时依靠文徵明、文彭父子之法眼，收得大量古代的真迹。文彭之后，他自己也堪称一代巨眼。董其昌二十多岁时，因在项家作馆师，而步入鉴家行列。换言之，他当时是项子京培养出的青年鉴定家。所以，董其昌三十五岁中进士后，在北京收藏鉴赏之家不时集聚的圈子里，已俨然以鉴家的身份出现。藏家请董其昌鉴定，董则在鉴定中积累学养。韩世能时为董在翰林院的老师，亦为大藏家，董因此得以目鉴陆机《平复帖》、《曹娥碑》小楷墨迹、杨羲《黄素黄庭内景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等许多真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记道：“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③。因可知董氏初是鉴定，后来他的收藏也非常可观。

      

      董其昌画像

      不过，本文要讨论的是，董氏在目鉴古迹中，是如何师古人、通笔法、知规律？又是如何鉴临结合、并创造性地形成自己书法风格的？在他留给后世的书法题跋中，几乎反映了他一生目鉴的大量古代法书。解读这些题跋，可以发现董其昌常常将目鉴与临习真迹结合起来，在鉴定中窥其源流变化，悟通发展规律，在临习中参悟笔法，不拘形似，并因此创造新的意象，从中选择自己书法创作的历史定位。

      一 鉴与临

      董其昌书法从晋人入，初学二王，继学唐人，再法宋人，在追踪古代经典的各阶段学习中伴随着目鉴大量的真迹，在鉴定中他总以临摹为分析手段，参悟笔法，寻求规律。万历三十六年，五十四岁的董其昌曾叙述目鉴王羲之《官奴帖》的经历，云：

      此帖在《淳熙秘阁续刻》米元章所谓绝似《兰亭叙》。昔年见之南都，曾记其笔法于米帖曰：“字字骞翥，势奇而反正，藏锋裹铁，遒劲萧远，庶几为之传神。”……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顷于吴门出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馀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时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洙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入。④

      他由目鉴唐摹《官奴帖》而悟通《兰亭》笔法，并强调“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在面对真迹而顿悟的同时，他则以《官奴》笔意临写随身携带的《禊帖》一过，一边放着唐摹《官奴帖》，一边参照着临写《兰亭》，这大约是董其昌最常用的学习方法。这样的题跋在董跋中可谓比比皆是。他临怀素《自叙》说：

      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黄长睿云：米芾见《阁帖》书稍纵者，辄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笔，一家眷属也。旭虽姿性颠逸，超然不羁，而楷法精详，特为正真。学狂草者，从此进之。⑤

      在他看来，以《官奴》用笔临《兰亭》，可得门入；以王献之笔意临怀素，谓可进狂草之门。这种独特的临摹方法，显然与历代书家学习方法不同，有着强烈的创造性。只要笔法相通，他并不在乎像谁不像谁。也就是说他舍弃了目鉴对象的形似差异，以“一家眷属”之共性特征作为顿悟的起点，一超直入如来地，用最直接的方法，一下子抓住了用笔的本质。董其昌把这种方法，比作哪吒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粉碎始露全身。原来临写的对象被粉碎，然而却获得新的“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