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围绕中国画前途命运的讨论，作为新旧文化论战的一部分，其导火线“美术革命”论自提出之日起，便引发了无数的反响与争议。“美术革命”与20年代文化界的“科玄论战”，即围绕着要科学还是要宋明理学来作为人生观和信仰之问题的讨论，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其根基建立在社会革命理论体系之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植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土壤。从某种角度说，已成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公案的“美术革命”论，在1918年一出现就为其后近百年来诸多画家的中国画观确立了一种“革命范式”，而中国画“衰败”、“革命”论在其后若干年间便间歇性爆发一次的现象，恰好证实了这种思维范式的牢固、持久与深刻。 一、作为政治运动链条之一的“美术革命” “美术革命”是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构成链条，也是“文化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从“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界革命”到“美术革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将政治社会革命和文艺美术革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加以施行的过程。 在今人的印象中，多因撰写时间的先后顺序以为康有为的国画“改良论”先为世人所知，之后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才揭竿而起。事实上，就在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即将于1918年2月在上海长兴书局以石印线装本印行出版①的十几天前，曾留学日本的画家吕澂给陈独秀的通信以“美术革命”为标题发表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陈遂以答信的形式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捷足先登地抢占了“革命”的“先手”。 书信往来的发论形式在民初杂志报刊界是一个很常见甚至流行的现象，最为著名的一个“双簧信”公案就是与《美术革命》文章同年的有关“文学革命”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化名论争的讨论文章。但“美术革命”的提出与之不同的是，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显示“美术革命”的两个发起人之间在此前有任何往来。显然，吕澂所提出的“美术革命”这个概念在笃信进化论思想和志在“全面革命”的陈独秀看来是非常受用的；加之他以往对于绘画的思考，早已将“美术”放进了他的革命计划中，“久欲详论，只是没有专门家担任”，于是对于吕澂的提议“不胜大喜欢迎之至”，竟然深为服膺地以同样的标题将回应文章发表于吕文之后。吕澂在这封书信的前段，征引了本始于文坛的“未来主义”在欧陆画坛的影响大过其文学影响的例子，说服《新青年》杂志关注美术上的革命，信尾又加以鼓励曰：“方今习俗轻薄，人事淆然；主持言论者，大率随波逐流，其能作远大计，而涉及艺术问题者，独见于贵杂志耳。贵杂志其亦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而为第二之意大利诗歌杂志乎，其利所及实非一人一时已。”②而陈的回应更是积极，二人仿佛一拍即合，找到了共同的志向；然而细读文章就不难发现，陈、吕二人的用意和出发点、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从两篇同题书信文章中可以看出：吕澂提出革命的初衷是源于对因西画的引入产生的混乱局面的焦虑感，而陈独秀只是借吕澂的话题，以回应的形式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但是措辞更为极端和尖锐，使整篇文章读来恰似一纸战斗檄文。蔡元培称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之病”③，这也是陈氏《美术革命》的语风特点。 从中国画内在发展观的角度，吕澂对于中国画本体的指摘仅仅见于对于画家身份的“两极性”的不满，提出“姑就绘画一端言之，自昔习画者，非文人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此外，文章首尾均在阐释他对于“美术”概念的范畴与实质的认识。在吕澂看来，“阐明美术之实质与范围”才是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从社会文化政治的角度，吕澂慨叹在“西画东输”的环境之下，很多画家“徒袭西画之皮毛，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在这里，吕澂将“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与社会伦理的效应联系起来，他提出的“美术革命”即是针对此种“习俗轻薄，人事淆然”之现象而发④。他在文末已经将其主张归结得十分明晰：一是阐明美术的范围和性质特点；二是强调梳理中国古代美术(特别提到唐代佛教雕塑与建筑)的源流；三是把握欧美当今美术的发展趋势；四是通过研究中西美术的“是非长短”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美术正途”。 相比而言，陈独秀对于中国画本体的发难则更为直截有力，明确指出“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并以洋画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于是，同康有为的判断相近，陈独秀把带有写实倾向的宋代院画划出了他所打击的范围之列，认为“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而随即指出：“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最后他的结论是若不打倒“四王”，就无法输入写实主义，而改良中国画。 反对作为国粹的旧文学艺术的观点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15日)上，还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相呼应。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要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这里，陈将“旧艺术”和“旧宗教”共同列为输入科学的障碍。事实上，如果了解了他当时对于教育的主张，便不难理解他对写实主义和美术实用功能论的强调了。1917年7月，陈独秀在天津南开学校作了题为《近代西洋教育》的讲演，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