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国图强的民族意志 1.深切了解近代中国的苦难,才能理解新中国美术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屈辱、被侵略、被掠夺的充满血泪牺牲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起了一个独立、统一(除台湾、港、澳外)、有主权、有尊严的民族国家形象。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的历史性开端,给中国人民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带来了欢欣鼓舞的理想主义憧憬。 新中国的诞生,是近百年救亡图强曲折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在充满血泪牺牲的摸索过程中所做的期盼与选择。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剧变的世纪。欧洲花了500年所成就的殖民大业,在20世纪的中后期崩塌瓦解。自由与民主的思潮成为主流。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次大陆三国,以及非洲大陆、印尼群岛都是在这个世纪中独立的。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仍在起作用,并且为势力范围的划分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另一类新的竞争正在从隐性变成显性,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科技的发展与全民创造力的解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 回顾刚刚走过的60年,前30年的主要矛盾是对抗帝国主义和世界霸权,后30年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这两个30年的曲折历史和独特面貌,都是和1840年以后救亡图强的民族意志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新中国的60年加上旧中国的100多年,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程的宏大背景。 纵观60年中国美术史,其基本观念、形态格局、发展阶段诸方面,与20世纪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美术史主流是无法对应的。似乎使得新中国美术在世界艺坛显得十分另类而不可理解,也给以西方为中心的美术史论研究带来深层次的困惑与失语状态。 随着二战以后的西方艺术重心转移到美国,艺术的创新潮流从欧洲的现代主义转变为美国艺术家更趋狂放的个人体验与心理发泄,以及形式语言纯粹化的进一步尝试。这一时期西方艺术的主流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及西欧重建的大背景是疏离的,并以疏离和反叛来张扬艺术家独立不羁的主体性和创作自由。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则相反,艺术家在高度统一的政策导向和理想主义激情涌动的集体氛围中工作,将现实主义艺术理解为推动社会革命实现强国之梦的工具。西方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解构现代主义的思潮,以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为主要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接替了以形式语言探索为主轴的现代主义阶段。而中国则刚刚开始对外开放,从引进西方的古典油画风格,到引进当代的、最前沿的电脑数码艺术,西方几百年中所经历的那许多阶段中所出现的各种形式流派都完全不分时间先后地一同涌了进来。既造成了后30年中国美术的活跃生机和丰富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的混乱和标准的缺失。 前30年的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后30年的各行其道多元杂陈,从西方主流艺术视角来看,都是未曾想见的奇异景观。尤其是前30年,对于中国艺术界较年轻的几代人来说,由于缺少亲身经历也会感到疑惑、疏远和漠然。年轻的艺术家往往会用轻蔑的嘲笑对待这段历史,这样的嘲讽无疑是浅薄的。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实是无比沉重的,充满了血泪与屈辱。整个世界的20世纪史都是沉重的。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为了利益争夺而发生的各种战争,在这100年中全世界死了1亿人,远远超过了文明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历史是由复杂的因果链构成的,人类文明史的进步总是要用巨大的代价来换取。 中国的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这是后来发生的各种变革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要理解新中国60年的美术史,就不得不从理解近代中国经受的苦难开始。 2.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危难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中,中国文明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不仅影响着整个东亚,甚至影响到欧洲。到了19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西方以崛起的势头向外扩张,中国则在经历了持续的衰落之后被西方超过,历史的天平逐渐出现了反向倾斜。此消彼长,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开始瓦解。 美国学者弗兰克认为,1400-1800年间的亚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在互相关联的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此后由于欧洲人在美洲意外发现了大量黄金、白银,所以欧洲国家才能有效地参与亚洲贸易,并迅速超越亚洲。从另一方面看,世界贸易中心向欧洲的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这也是世界格局重新调整的关键因素之一。 清人入主中原后,施行民族压迫与奴役政策,皇权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极大地扼杀了汉族士人的心灵自由与人格理想,民族精神。在专制高压和思想钳制下日趋弱化,变得麻木、愚昧。满人骑射、渔牧传统的落后保守既不可能产生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兴趣,更不可能获得军事技术手段的更新。凭着由巨大的版图和空前激增的人口数量而维持的惯性,毕竟无法长久,事实上也很快被加速发展的西方所超过。这样,到1840年,既缺乏物质手段和先进技术也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清王朝及其辖下的数亿国人,就在英国跨洋远征军有限的炮舰和兵力面前,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18世纪末,英国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19世纪最初20年,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4000余箱,至鸦片战争前夕竟激增到35500余箱。从1830年代起,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了二分之一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正是这个原因,毒品走私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合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