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1—0127—04 一、造型的基本形式 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中提到：在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y)写过一本名为《光学》的书，其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话，可以被认为是很隐晦地证明了知觉习惯在我们对建筑的反应中所起的作用。在讨论由误推造成的错觉时，作者说道，建筑中较高的部分看上去比实际宽度要宽些，因此标准的长方形大门或建筑近看上去好像是越往上越宽。他认为，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总是在期望找到越往上越窄的安排，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当建筑的底部比上面宽时，建筑才能逐渐建成锥形的。大概由于托勒密是埃及人，所以他才会产生这种奇想。因为在古埃及，不仅金字塔是锥形的，就连寺院塔门一般也是这种形状。我不敢肯定这种推论是否适合于一切场合(所谓的巴台农神殿的视觉矫正据说也是根据这一推理而得出的)，因为要准确地说出我们是怎样“看”外形熟悉的物体，那是件再难不过的事了。尽管我们不能证明亚历山大时期托勒密的同时代人所受的视觉训练使他们一定会产生这一错觉，但我们可以肯定，知觉习惯能决定人们的视觉快感或不快感[1]179—180。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揭橥了知觉习惯与视觉印象的对应关系：特定的知觉习惯对特定的视觉印象有巨大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在中国古人接受其居所时同样存在。托勒密长年累月地面对金字塔，积淀起他看待锥形体的知觉习惯，判定长方形的大门会给人带来越往上越宽的“错觉”；同理，中国古人也会在似水年华的流逝里不断强化他们所习见的建筑样式，并继而深入作用于他们的视觉乃至心理体验。那么，中国古人所习见的建筑样式究竟是怎样的？是否也包含了锥形？答案是，中国古人所习见的建筑样式里非但没有锥形，而且，他们甚至在刻意地排斥曾经广泛使用的斜材，不断消解斜撑、斜置结构；成为中国古人知觉习惯的建筑样式只是方以及圆。汉宝德说：“中国建筑基本的结构观念，是矩形的架构。……虽然我们没有发明真正的桁架(truss)系统，但是实际上广泛地使用斜撑，这可以在汉朝的建筑明器上看得出来。到了后期的建筑，斜撑逐渐由斗栱系统所取代，实际上就是用矩形的结构系统取代了斜撑结构。……从六朝一直到唐朝，斜材逐渐都被替换掉了。实际上，我们是盖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却全部使用水平垂直的木料。……建筑规划方面，也不再有对角线(diagonal)这种东西。我们样样都喜欢方的，以方正的关系取代斜面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建筑群是矩形的组合，不但没有斜置的建筑，如古希腊的神庙或古罗马的广场的殿堂，即使一条歪斜的道路都没有，巴洛克式的规划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2]158-160我们无法了解，中国古人是否曾经意识到，取消倾斜可能会降低建筑的动感与张力[3]583，但方圆的的确确是中国古代建筑造型的基本形式。 二、想象的宇宙图式 为什么中国建筑的造型偏爱方圆，尤其是方？这是因为，中国建筑所熏染陶冶出的人们对方以及圆的知觉习惯，事实上与古人对宇宙图形的想象紧密关联。在远古盖天说看来，宇宙天圆地方，天若圆盖，笼罩大地，地则有四方之野。方与圆，无论大小形状如何，都已经成为表达、塑造宇宙的语言符号。《墨子·天志》：“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4]建筑者利用规矩创造方圆，正是一种“置立天之，以为仪法”的行为。《周礼》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为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5]此非虚言也。然而，问题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把宇宙图形想象为方圆组合，不只是中国古人的专擅，而是人类拥有的共同梦想。“人类最早认定大宇宙的图形便是圆与方。在各民族中圆与方所被定位大宇宙的象征意义多少有所出入。例如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而印度文化却指明‘地为圆，天为方’；罗马人认为‘天地均圆’。但无论这两个图形所代表的意义为何，它们都是大字宙的形状，更是人类认知‘神圣’空间的象征符号。”[6]14 仔细比较，我们便会发现，在天圆地方、天方地圆、天地皆圆这三种宇宙模式里，天圆地方的中国宇宙模式与印度、罗马的最大区别就是“地方”。这一特征对中国建筑的知觉习惯影响深远，我们在中国古代建筑观念里总会发现“地方”的痕迹。“在汉朝，圆形建筑几乎是不太可能存在，因为当时对四个方向是那么地重视，甚至于在很多的象征意义上，这四个方向到后期都落实到信仰上面。这四个方向，东西南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方，不仅代表地，也代表人的生活环境，把自然现象归纳为一个图形，圆是观念，方是实际。在感觉世界中，方才是真实的。……圆形并不是一个非常具体存在的东西，只是一个参考框架。”[2]129建筑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在实物层面上必须存在的经验实体，建筑筑造在四方之地上，那么，四方及方的形状也就成为建筑主题。毕竟圆是属天的，方才是属地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的形态，绝大多数是方形的。在平原地带，特别是较小的城，形状常呈正方形。使用二万五千分一地形图，可在华北平原找到许多例子。正方形的城，包括的面积最大；中国人筑城，讲究以最低成本，取得较大的面积，于是正方形便成为中国城的传统形制。试观古代的国都，从西安、洛阳、开封到北京，所有的城都是方形的。北京一地，从战国时代燕国的蓟算起，曾建造过五个大规模的城，但都是方形的。”[7]77比较而言，圆形建筑的出现较为晚起，通常在佛教传入之后。“从文化传承和儒、释相互影响来看，大约圆形象征佛教的‘圆圆海’、‘圆寂’，八角形象征佛教‘八正道’；六角形象征佛教‘六道轮回’之类，这种象征性文化意蕴在中国佛塔上是很多见的，由此影响到历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帝陵平面观念的改变，也未可知。”[8]圆形城市也有，但是数量相对较少。“中国有不少的城是圆形的，例如1553年修筑的上海城就是圆形的。圆这个形状，也为中国人所喜爱。明太祖朱元璋，给他故乡凤阳府造了一座很大的城，指定要造成圆形。凤阳府城西北近邻的凤阳县城，却是方形的。”[7]78无论方圆，都是一种线性结构。这种线性结构事实上是人类对自然世界进行抽象理解后得出的结果，所以，当人们能够在建筑中体验到某种线性作用时，说明了人类心智的成熟。阿恩海姆就说过：“直线式样实际上是由成年人创造出来的，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式样在建筑中有着力学上的优越性和视觉上的简化性。德拉克罗克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直线、规则的螺旋形、互相平行的直线或曲线等式样，‘在自然中永远也看不到，它们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如果它们真的被人采用，也会被周围的自然环境吞蚀掉。’”[3]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