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一向重视新材料。百余年来，甲骨、金文、简帛、石刻、盟书、玺印、砖瓦文字、纸书等书法文献的出土，为书史研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利用唐代墓志这一出土石刻文献开展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学术潮流。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的唐代墓志总数有7000余方，除未及公布和流散各地下落不明的部分墓志外，发表的约有6000方。唐代墓志墓主身份上自皇亲国戚、仆射太尉，中至刺史太守、才士名流，下到宫娥才女、杂家百姓，无所不包，记载了各色唐人的复杂社会生活。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研究唐代的文治武功、文采风流乃至社会风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史料。 对于唐代墓志的研究，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社会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学者独辟蹊径，从个性化角度切入问题，见人所未见，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相比之下，书法视角的研究则亟待跟进。唐代墓志作为特殊的书法文献类型，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史料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代墓志的时间跨度大，分布均衡，能够弥补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唐史著作前详后略的重大缺陷 研究唐代书法史与研究唐代其他专门史一样，受到了正史史料残缺的巨大困扰。由于战乱，晚唐图书散失严重，五代刘昫编撰《旧唐书》时，会昌后的史料十分匮乏，武宗实录仅存一卷，宣宗直至唐末实录不传，更无国史，可据以撰写列传的材料也十分有限。史料的欠缺，造成了唐代正史的重大缺陷。唐代墓志有效改变了这种情况。以卒葬时间为准，出土墓志覆盖了唐代所有的年号。仅《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最为集中的开元年间，墓志竟多达728方；正史残缺的会昌之后的墓志，也有695方之多，即使持续时间仅1年的文德、龙纪，也都有墓志分布。对于书法史研究而言，出土墓志为唐朝各个时期都增添了珍贵史料，有关晚唐的史料尤为珍贵。此前学者对晚唐书法史的了解，多来自晚唐士人的诗文集、各种史料笔记和部分碑刻，与初唐、盛唐、中唐的书法史研究相比，晚唐书法史的轮廓比较模糊，研究成果也偏少。晚唐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书法史料。仅以柳公权为例。柳氏所书《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撰文者是曾与柳公权合作撰写《玄秘塔碑》碑文的裴休，刻手则是为《神策军碑》镌字的著名刻手邵建初之弟邵建和。邵氏兄弟均供职于中书省，一为玉册官，一为刻石官。这方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件晚唐的书法珍品，还透露出了晚唐书家与文学家、刻手的密切关系。再如，《沈师黄墓志》记载： 今冬，官尚书河东柳公(引者按：柳公权曾封河东郡公，因有“柳河东”之称：此处非指柳宗元)，天下之名书也，请书阳武县封邑告身，珠钿锦绣，装丽错落，乡里容之。先夫人拜封，喜曰：吾得报矣。 这段材料一方面反映了柳公权在当时的煊赫书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晚唐告身书写制度的可贵信息。 二、唐代墓志以其记述的原始性 墓志是墓主去世以后，由文士撰写的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的文体。撰写墓志的目的，旨在防止所谓的“陵谷变迁”，埋铭以志人。这就要求撰文者必须简要而全面地概括墓主的一生。一般而言，撰文者与墓主生活于同一时代，不少还是墓主的亲朋好友，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他们所使用的材料或为自己所掌握，或为墓主家人所提供，往往是原始材料。就史料的可信度而言，墓志在各类文献资料中位居前列。它通常比各类传世文献更接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相，以墓志为依据，往往可以补充、订正传世文献，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如，《旧唐书》对褚遂良多是正面描绘，对他的人格缺陷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贵的是，一千多年后，《李爽墓志》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君以天姿刚直，权豪惧惮，中书令褚遂良贸易之间，交涉财贿，既挥霜简，因触时蠹，遂良出为同州。寻而缘隙兴嫌，厚成诬毁，君坐迁邢州刺史，寻除魏州。鷽方二伍，言甚三至，柳爽遂良，共谋萋斐，因被贬黜，违托瓯闽。涔阳极浦，空嗟臭物；长沙卑湿，方叹恶禽。 这些是被正史有意无意地掩饰掉的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了褚遂良在刚正不阿之外，还有贪婪豪霸、诬枉忠良、睚眦必报的另一面。 三、唐代墓志为研究唐代书家、书手提供了丰富史料 1.唐代墓志保存了一批著名书家的书迹。唐代著名书家的书迹极其罕见，任何有关他们的新发现都是对书法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唐代墓志却不乏此类书迹。这类著名书家包括：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韩择木、柳公权、苏灵芝、张旭等。欧阳询撰文并书丹的《温彦博墓志》出土较早，它与由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写的著名碑刻《虞恭公碑》合在一起，展示了欧阳询晚年的书法风貌。作为楷书大家，欧阳询的存世书迹仅有几件，而墓志尤少。叶昌炽说：“有唐一代墓志，惟欧虞褚薛诸家，则绝无片石。永兴之汝南公主志，信本之邕禅师铭，皆为摹本。黄叶和尚、女子苏玉华志，皆好事者假托，不足以当信本之奴隶。”它与《虞恭公碑》同为欧阳询81岁时所写，是欧阳询存世可信书迹中年代最晚的两件。尤为难得的是，与《九成宫》等碑不同，这篇墓志近于小楷，且字口清晰，拓片完整，1022字的长篇巨制，洋洋洒洒，蔚为壮观。欧阳询这样完整而成规模的石刻十分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