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引进中国画，尤其是大规模地介入，是二十世纪初的事，随着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文学形态的东渐扩张，中国的绘画史也随之受着命运性的遭际，传统大有被颠覆之厄，以中代西的狂热日渐高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亦即王国维所谓的千年巨变。所有的一切都在转瞬间发生了改变。 就绘画(美术)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保守与激进，不过，大体上它的确是引出两条不同的蹊径。张璪有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有意味的是，中国绘画便开始以此为契点而进入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衍续着各自的追求。毋庸置疑，“外师造化”是百年画史主流，风行至今未衰。其代表人物是徐悲鸿，随之者蒋兆和、李可染，乃至南方的傅抱石。从中西合璧，以素描改造国画，到全盘否定、以西代中，其具体的行为表现便是高举“师造化”大旗，将石涛从古人堆里请出来，其口号是“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徐、蒋画画离不开模特，北方的李可染、张仃、罗铭，江南的傅抱石、亚明为领头的“万里写生团队”，不满足传统的笔墨唯美主义而刻意再现自然，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这种对自然景物的至高无上的膜拜某种意义上实则是随之即来的“文革”时期“主旋创作”的前奏，也是有悖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哲学，形而下之。 以西代中的严重后果并非在绘画本体，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渗透在美院的教学之中，至今仍一本初始。素描的介入无疑带来了绘画艺术形式上多样性、趣味性，然而，中国绘画的精神本质已渐消失，“笔墨”二字，几乎面临要“申遗”的危机了。 任何一个时代，断然不会只有一种势力在行进，以边缘形态在主流之外的便是至今看来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另一种追求——“中得心源”，其代表人物如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关良。黄宾虹站在时代之高度、审视画史之现状，以为二十世之初中国正处于一个变乱时代，文艺之审美当以民学为兴，就绘画而言，势必要回归笔墨正宗。自董其昌后，黄宾虹再次将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推向极致，尽管黄宾虹也“行万里路”，但其艺术的追求仍在“中得心源”——所谓胸中丘壑。齐白石虽不像黄宾虹那样对笔墨的探求那么彻底，他笔墨的趣味无疑是百年画史的一缕清风。 林风眠同样是一位极力倡导“中得心源”的艺术家，他不斤斤以写生为目的，无论风景、静物皆是“写心”，他的意义将会远远地高于徐悲鸿，时间可以证明。黄、林本是两个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在我看来，他们都有着殊途同归的意义，犹如一流清溪艰难而执著地行进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沙漠。 当然，二十世纪也是一个异常的多元时代，另一类形态尚有少数极端“保守主义”者，如所谓“京派”“海派”之某某者。他们以其保守的旧艺术方式欲阻挡西学东渐的潮流，最终在前面所提及的两种行进的形态之下被汰出时局。今天或许只会在拍卖场上看到他们佝偻着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