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95-101 一、南宋山水之变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人们面临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移到二维画面上来的任务。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佳效果,人们势必会在取景上尽量追求完整,希求圆满和真实的反映,于是也就发展成全景式的画面构图。也正因为此,山水画即使是在技艺尚未成熟的稚拙状态,“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画家仍然要把舟船画在水中,把人物置之山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全景式构图一直是山水画创作的主流形式。 经五代至北宋,全景山水绘画图式得到空前发展,走向高度成熟。如荆浩《匡庐图》,描绘有峰峦、树木、建筑、桥梁、瀑泉、人物、驴匹等诸多事物,画面十分详实丰富。“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也十分协调。该画面境界雄大,以全景方式体现出画家喜写的“云中山顶”,并有“百尺危峰,屹立于青冥间”的雄伟气概。其他的作品如董源《潇湘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它们或为立轴,大山高耸画中,顶天立地,给人以饱满充盈之感;或为长卷,层峦叠嶂,山重水复,具有连绵不绝的气势,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大幅的绘画作品,都体现了全景式构图的特点。 全景式构图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开阔,境界舒展,丘壑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意蕴。画面景物常以多取胜,表现充分,层次分明,向人们展示出高远、深远、平远等不同的视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构图都被认为是观赏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然而进入南宋时期,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首的画家,一改中国山水画前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角之景”时代风格。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山水之变,便有“刘、李、马、夏又一变也”的观点。这次山水画之“一变”,是在画面空间布局结构中探索新的形式法则,是以一种新异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建立画面新秩序,因而较之山水画其他时期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以至很多美术史论家称之为“顿变”。
《匡庐图》 五代 荆浩 纵185.8厘米 横106.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一直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取边角之景,与南宋画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南宋山水画多以钱塘风物为描绘对象,杭州四面环山,画家观察事物时身处低谷,取景多仰视的角度,因而产生了边角式的画面构图。这种说法未免太无视画家主体的能动性,只能被动地处在“低谷”和“仰视”作画,也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更何况许多典型的南宋“边角之景”山水画,如萧照《山腰楼观图》、贾师古《严关古寺图》、马远《踏歌图》等,都是石体坚凝、苍松耸峙、剑峰插空的北方山水景致。所以无论何种山水题材,只要在画家的艺术手笔点化之下,都能成就画面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画面上“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一隅、残山剩水的反映,画家以画作讽刺当时的朝廷,并抒发对山河沦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该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山河基本完整与李成、范宽的全景式山水画相对应,结合北宋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产生了饱满大气公正严谨的绘画图式;然而及至后来北宋王朝国势衰落,便有了“瘦金体”的出现。南宋偏安政权仅有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应自然产生了“一角”、“半边”的绘画。 这种对绘画艺术风格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从政治学而非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当时的南宋并没有出现,元代也没有发生,而是直到后来的明代才大肆兴起,例如: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及马远作品:“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 明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编》中记到:“郭文通(1370-1444),永嘉人,善山水,布置茂密,长陵①最爱之。有言马远、夏圭者,辄斥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有“马夏画”条目:“太宗②尝言:夏圭、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后面还有按语:“如《中州集》无全首好者,正诗文关国运也。”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诗:“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 明汪珂玉《珊瑚网·题马远鹤荒山水图》中记有:“评画者谓远画多残山制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世称‘马一角’。”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中记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画家虽以残山剩水目之,然可谓精工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