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0)02-0060-11 四、“意派”论畅想与随笔 1.象、观念和写实，形而上、形而外和形而下 我们说到现实与写实的时候总是和“形而上”与抽象作比较，似乎形而上就是先验的、和现实无关的纯粹意识范畴的概念，所以，许多人也倾向用“形而上”界定抽象艺术，这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这个二元本体论基础上的。在这样的逻辑下，似乎写实艺术就成为“形而下”，因为它被可视现实所俘虏。而观念艺术则是“形而外”，因为它初始就是在抽象和写实的再现之外，探求何为艺术的问题。 其实，“形而上”不是与我们的世界无关的，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而写实的手法也并非不能达到“形而上”的境界。“形而上”就在我们的现实之中，现实和所谓的“形而上”冲动是不可分离的。南朝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宗炳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实际上就是在讲所谓的诗人和画家创作的形而上冲动状态——即刘勰所说的“感物咏志”。但是，中国人不讲形而上或者形而下，而是讲一种内和外、人和物的关系，有点儿像“形而中”：超越形(现实)的冥想冲动就存在于形(现实)之中，也就是冥想和现象界处于互动之中。 在中国哲学系统中，“形而上”就好像古人所说的“道”。“道”不仅是本质、本源的意思，同时也是过程的意思。所以，在英文中，人们习惯于把“道”翻译为“the way”(即路和过程的意思)，这是直译，但是，如果回溯到“道”的象形文字，那么“道”这个字就有了思考和引路的意思。它是一个具体的过程，这又和“形而上”不同。“形而上”往往有超越物理之形，与物理之形分离并在其上的意思，而“道”则是一个与万物和形象对悟的过程，所以“道”离不开悟道和冥想的过程，也就是离不开形(象)和空间。 有了悟道，就有了言说。言说就是叙事表达，无论是用哲学的形式，还是用写诗、作画、表演的形式述说有关世界、现实和人生的“道”理。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这里心为理念，言为心声，文乃心饰。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心、言、文三者是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犹如理、识、形。 举“言”为例，“言”包括口语和书写，这在世界任何文明区域都一样。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象形文字。所以，它弥合了日常言说(或言语)与书写语言之间的分离性，古代人总结的六书就说明了这个特点。 古人常常这样解释“六书”，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上”、“下”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所以，中国的文字中概念、认识和形象(也就是理、识、形)各种因素是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尽管有分类的研究，比如，“信”是人和言的结构，意思是诚信基于人之所言，这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所以叫“会意”，但是“人”的偏旁和“言”字仍然有象形的因素。此外，“日”字的“形”象因素较多，它来自古象形文字。“江”字则是形和音的综合，是“水”的形和“e r”的音的结合。所以，在理、识、形结构中，它是“识”，具有认识论的意味，有点儿类似观念艺术。 中国的“言”大概和西方语言学的语言不同，中国其实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语言学。西方语言学中的语言和我们日常实用的，有具体针对性的“言语”不同。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言语不具有能指意义，只有所指意义。所以，他说“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42]39他还说，“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42]39换句话说，只有具有能指作用的语言才具有文脉意义。语言悬置在我们的日常言说之上，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规范、行为标准和道德价值。我们的日常言说只是这些规范语言的影子，不是规范语言本身。我们无法准确地述说语言，相反是语言在述说我们。 所以，在西方的系统中，我们的日常言语是实用的、日常经验性的，它们不是形而上的。日常言语是我们经验现实的一部分，当我们从日常言语中脱离出来，进入对纯粹语言的体悟和创造之中，我们就会有一种语言冲动，这就是形而上冲动。一旦这个形而上冲动到达一定地步，它就进入语言这个自由自在的体系之中了。它无限、纯粹、悬置，它会迫使我们对日常言语的现实进行省视和检验。艺术家如果能够沉入到这个状态，他就会创造一个悟道和冥想的语言形态。 在西方艺术再现的理论中，原理是一样的，模仿日常言语的作品是低级的，超越了日常言语的才是精英艺术的语言。所以马列维奇画方块，方块是一个超越了现实的未来世界，一个乌托邦世界。 尽管我们承认人认识环境和物质世界(包括用艺术的方式去认识)的过程存在着超越现实的、日常的和有形世界的“形而上”冲动，但是，这个“形而上”冲动并非是精神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状态，而作为思维状态的“形而上”却完全凌驾于物质世界的“形”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