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共通性看中国古典园林文化 邬东璠，庄岳（《中国园林》，2010.1.37～40） 同一文化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形式间都有着内在、有机的联系，这些文化形式从不同程度上具有共通性。带有强烈精神特征的中国古典园林属于中国文化大系的一员，它与诗、书、画、语言、戏剧等同属心态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文化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人思维的三种典型特征，即综合整体性、辩证性和诗性。在古典园林的研究中，我们常常掣肘于缺乏古代“园论”方面的文献，而文化共通性则恰好为我们另辟了一条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论、画论、诗论，就都成为了研究传统园林理论的重要线索。如果能够把握不同文化形式的共通性，把相关文化形式拿来作一种“通感”式的比照研究，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 2010：中国设计值得期待的10个议题 （《美术观察》，2010.1.28～29） 中国当代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逐渐开始了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的学术建设。尽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展望未来，我们认为，种种“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设计，反而愈发值得人们的期待。站在中国设计产业实践的现实立场上，从眼下这新的一年往前看，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些前沿问题，应该特别引起设计批评者的关注和呼吁。第一，“世博会”能为中国设计带来什么；第二，“新农村建设”对中国设计业的挑战与机遇；第三，中国设计的行业组织与行业发展战略问题；第四，青年设计师和创意人的整体崛起；第五，新媒体设计能否完成历史性的登场；第六，“设计之都”的现象与问题；第七，中国设计展览问题；第八，设计院校毕业展的问题；第九，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相关问题；第十，在设计创作、设计调查和设计研究方面，艺术与自然科学交融的问题。 “海派”和海上画派 郑重（《书法报》，2010.1.27(27)） 判断一个艺术流派是以地域为依据，还是以艺术风格的传承为依据？我想应该以风格的传承为依据。地域环境对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不能作为艺术流派的依据，在同一区域环境中，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风格流派。“海派”只不过是海上众多画派中的一个流派，与任伯年、吴昌硕等同时存在，而在海上画坛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其他许多流派。并且，从被公认的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赵之谦等几位海派领袖人物的艺术风格来看，彼此之间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无法把他们归结到某一流派，这就给“海派”带来了先天之不足，一开始就是“海派无派”，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海派”。海纳百川的艺术精神，并不是某一个绘画流派所能承载得了的，必须是群星灿烂，流派纷呈，才能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当前上海书画界无论是借鉴西方，亦或是回归传统，都是在求新求变，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只有用“海上画派”才能包容得了。 对“海派书画”概念的史认和群体的评述 ——兼与郑重先生商榷 王琪森（《文汇报》，2010.2.7⑧） “海派书画”作为一个地域性与风格性相结合的概念，其主体属性是体现了一种创作方式、笔墨形态、群体追求、审美精神及风格范畴。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是一种群体性的艺术取向、审美抉择和社会性的认知追求。这既有地域性影响的重要因素，亦有艺术风格传承的重要依据。地域性体现了一种历史背景、人文形态、社会条件及经济成因。“海派书画”之所以能从清末民初及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称雄画坛，其关键就是凭借着上海这个“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兼容并蓄、传承创新、经济发达。海派书画家的划分或断代，主要可分为三代：第一代以赵之谦、任伯年为领袖，第二代吴昌硕执其牛耳，第三代则以“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为代表,包括了中国近现代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海派书画”不恪守一家一派，流派成员是广纳的、风格取向是兼容的、笔墨表现是多元的、创作理念是多维的，但笔墨表现的精湛精深、构图章法的饱满严谨、意境内蕴的诗化韵致、题材选择的亲和入世、色彩敷染的雅逸秀丽、气势格调的雍容大度又都是相当一致的，从而构成了“海派书画”总体的艺术风格和笔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