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中后期(1392-1910),随着传教士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绘画特别是版画在中国得以流传和发展。这一时期,朝鲜与清代中国文化交流频繁,朝鲜风俗画家申润福(1758-1813)的作品就昭示了这段文化交流史。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和申润福作品中的中国基督教版画因素,以探讨中国基督教版画对朝鲜时代中后期绘画的影响。
一、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 朝鲜半岛自“箕子率众东走朝鲜”始,半岛上的国家都自觉地接受、认同以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与“天朝礼制体系”,与中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1637年,丙子之役后,朝鲜王朝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并成为其朝贡国。此后,两国文化交流极为频繁。绘画上,主要表现为大量艺术书籍的交流,其中包括汉译西书。由此,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朝贡使臣采购汉译西书;二是通过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 朝鲜时代后期,作为藩属国的朝鲜,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地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朝贡之行称为“燕行”(到燕京旅行),派遣的使臣即称“燕行使臣”。据统计,仅1639年至1893年的254年间,朝鲜使行到中国进行外交文化活动达五百余次。“燕行”的各类朝贡使团人员情况据《通文馆志》记载,大致使团正官每次50人左右,除了担任重要职责的正官“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之外,还有包括译官、医官、画官、通事官、军官等的正官以及仆役和随从。这些使臣作为朝鲜王朝对外交往的渠道,在中国清朝书籍东传朝鲜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以下这样的记载: 正祖3卷,1年(1777丁酉乾隆42年)2月24日,庚申“进贺兼谢恩正使李溵、副使徐浩修……出《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二十卷,五百二匣。给价银子二千一百五十两,今方载运。” 上述材料简要说明了朝鲜朝贡使臣购书的过程,对于有些珍贵书籍,他们也是不吝重金的。此外,购书作为朝贡使臣的一项职能,承载着引进先进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重任。 与此同时,朝贡使臣们来京期间,与清代学术界精英交朋结友。他们互相建立的深厚友谊,也为朝鲜时代后期学者、画家赴华进行书画交流积累了经验。朴齐家(约1750-约1 805)和柳得恭(1745-?),二人作为使臣于1778年、1795年和1801年三度“燕行”中国,开创了朝鲜时代与清代绘画交流之先河。他们相继与清代文人纪晓岚、阮元、翁方纲、李调元、潘庭筠,书画家罗聘、吴照、张道屋、孙星衍和铁保等人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在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声誉,为后期学者、画家来华交流奠定了基础。朴趾源(1737-1805)是继朴、柳二家之后,1780年作为随员随其堂兄进贺兼谢恩正使朴明源抵京的,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中国文化,其接触最多是举人王民皞、山东都司志亭郝成、举人邹舍是、贵州按察使丽川奇丰额、大理寺卿亨山尹嘉铨等人。在其《热河日记》中曾记载:“亦多先寓太学者,为参贺班来也,同寓一馆,昼宵相从,彼此羁旅,互为客主,凡六日而散。”《日记》还记述他在中国所获书画艺术的见闻,并把中国画坛的情况介绍给自己的国家。 十六世纪末期,西方文化开始由传教士带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激起了文人士大夫探求新知识的极大热情。清时出现了大量的汉译西书,且广为传播。随后,西学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快引起了朝鲜朝贡使臣们的关注,他们开始大量购置汉译西书。鉴于朝贡使臣皆通文史地理,有极高的修养,所挑选的书籍均应为各部之所长,故画官在挑选时,尤为注意印有各种西洋绘画形式的书籍。这些印有西洋绘画形式的书籍,主要为西洋宗教教理,且书内绘画形式多为版画。 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除经朝鲜贡朝使臣之途径外,还通过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西学自传入中国后,便深深吸引了作为传播中国文化媒介的朝鲜朝贡使臣的关注。他们在京期间,大量阅览汉译西书,拜访天主教堂。随后,使臣们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并与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笔谈,期间传教士会通过赠书等方式增进彼此的友谊。据史料记载,这段交流史始自明末,一直延续到清代,与以往中外交流的规模相比,其频率达到顶峰。 使臣们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过程中,陆续获得了传教士直接赠与的汉译西书。这些蕴含西方先进文化的书籍经使臣们带回国后,开阔了朝鲜国内士人们的眼界,且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文化发展。其中一些绘有基督版画插图的西书便对朝鲜当时一批画家的画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专以描绘市井乡村庶民节气之际的娱乐嬉戏为主的风俗画代表画家——申润福。 申润福,字笠父,号蕙园,与金弘道(1745-1816)、金得臣(1754-1822)并称朝鲜三大风俗画家。其父申汉枰(1726年-?)和祖父均为画员。申润福从小习画,初期受其父、金弘道、金得臣画风影响,后独创绘画风格,喜画风俗画、女俗画、春意画等。现藏于首尔涧松美术馆的《蕙园风俗画帖》是申润福存世的经典之作,详细地描绘出了当时男女情爱和享乐的生活,该画帖共30幅作品,均是在纸上用水墨和色彩颜料画的(尺寸为28.2×35.6厘米),画帖创作于1805年至1810年间。 以画帖中《舟游清江》、《莲塘野游》二幅作品为例,画风不同于朝鲜时代其他画家和申润福此前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对场景、人物的构图以及人物自然和随意的姿势的描绘在朝鲜时代中后期美术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儒教道德观念盛行的时代,画家如何会画出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表现男女间情爱的作品呢?何为画家作品主题和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呢?按照时间和两国交往中的重要历史事件,笔者发现,画家作品呈现的新特点可能与他接触过欧洲绘画元素有关,而这元素最有可能的是来源于中国传入朝鲜的汉译西书中的基督教版画插图。此版画插图最早可追溯到1644年1 1月,日耳曼籍耶稣会士清钦天监监正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赠送给昭显世子并带回国的《进呈书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