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5－0102－04 一、政治权威的弱化与崩解 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政治的变革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台湾当代美术的兴起是在台湾政治变革前后，这并非时间的巧合，而是两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台湾当代美术发展颇为独特的地方。国民党渡台之后，台湾处在严酷的政治管制之下，思想控制十分严厉。蒋经国掌握大权之后，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采取“革新保台”的措施。这一措施一方面给他的顺利接班扫清道路，也为未来的政治变动埋下伏笔。时隔不久，党外人士在1980年国民党重新恢复选举之际，又死灰复燃。重新兴起的党外势力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杂志等媒体来进行鼓噪，而是进行实际的政党组织。1986年仓促成立的民进党即是此种产物。“民进党的成立，说明台湾的反国民党势力经过长时期的体制外的斗争，已以一种较固定的组织形态得到确认。”[1]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为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要求，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紧急戒严令”，适度放宽基本民权的限制，并允许民众经其他国家和地区赴大陆探亲。这为未来的政治生态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预示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即将发生转型。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政坛由政治强人集权的一元化统治宣告结束，台湾政坛开始波动。社会运动在80年代逐渐增多，形式多样，范围宽泛，如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社会运动已经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风潮，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政治斗争方式。李登辉上台后，不断打击异己力量，使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最终导致“新国民党连线”成立新党，此后政党成立的风潮应声而起。到了1994年，台湾已经有了76个政党。岛内的政党斗争也趋于白热化。政党斗争、群众运动，各种社团力量，构成80年代末以后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在思想层面上反映为“有什么不可以”的心态。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崛起、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消费文化的出现，使台湾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通俗化。这个结果促使大众文化兴起，而精英文化逐渐衰落。有学者不无失望地指出：“台湾目前文化的发展，无疑失去了人本的基本立场。物质文明再蓬勃，没有社群文化、精神文化映现人性光辉，必然是暴发户式的庸俗文化。长此以往，中国文化将深陷庞大的黑洞，前途十分悲观。”[2] 哈贝马斯曾经刻画了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3]“这种与自由观念相联系的个人主义，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4]现代性一般表现为世俗化与“驱魅”的过程。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经济与道德的分离。如果把现代性的特征与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图景相对照的话，我们便很容易理解这些混乱现象。“解严”本来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因为台湾社会一直在一个强人政权下，而“神圣家族”的结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根本价值“自由”的实现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但是，台湾社会一方面“去神圣化”，另一方面又构建成一个“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新神圣“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它又与世俗化运动紧密相联，“亵渎神圣、百无禁忌，随金钱物欲之流漂转”[5]。在政治解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动的背景下，文化的解严也随之开始。文化的解严来自于对权威的挑战与亵渎。它一方面百无禁忌地挑战既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否定自我。因而有学者认为所谓台湾当代美术就是“解严释放的‘集体性’或社会力量在美术领域的展现”[6]。与社会思潮一样，台湾当代美术在80年代后期也是首先“去圣像化”。对于政治权威的亵渎或戳穿，成为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手段。这时期的前卫艺术家热衷于解构强权人物的形象，把社会运动作为自己反叛的舞台，把美术下放到世俗的层面，揭掉其表面温情的面纱，把丑陋与伤痛呈现出来。80年代末以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大幅肖像画，就是这种“去圣像化”的实践。这种前卫性的挑战姿态，呼应了当时的群众运动，换句话说，他们百无禁忌的批判与嘲讽态度是对于社会和权威的不加掩饰的颠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权威逐渐失去威严，“反传统”、“反体制”成为新生代美术家挂在嘴边的口号，传统美术被当作保守和“老人艺术”大加贬斥。台湾当代美术正是在这样的反抗和颠覆中兴起的。 二、社会思潮与美术思潮的泛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政治格局的动荡，影响到各种思潮的兴起。各种思潮的兴起，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暗潮涌动，最终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虽经压制，但不久就因蒋经国的逝世而汹涌而起。不少台湾学者认为，所谓“后蒋经国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仅源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大陆的分离主义倾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福佬人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崭露头角。“某些下一代台湾精英，也承袭了上一代有关‘二二八事件’及曾遭外省情治人员迫害的族群仇恨经验。”[7]1987年解严之后，各种报禁、党禁也随之结束，被压抑已久的各种情绪爆发出来，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为突破口，宣泄不满和愤怒。这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一些曾被作为“政治犯”的作家，以自身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政权长久以来采取的专制政策，摆出“一种无畏的姿态以文艺的形式，直接向现行政治发起挑战”[8]。这些反禁忌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台湾当代艺术家，对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一部分人的创作重点。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弊端丛生的现象也引起艺术家的批判和反思，各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也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