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0）04-0033-04 一、接受理论的兴起及其内涵 接受，在词典中的含义是容纳而不拒绝。这种含义在人的精神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物都有一个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大众传播技术迅速发展、全球信息化的20世纪下半叶，接受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接受”问题的研究始于古希腊的“解释学”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早期的解释学，如古典文献解释学、圣经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等都是局部性和技术性的，目的是想找出一套正确解释的规则和方法，以获得与语言材料和经典文献一致的准确无误的理解和接受。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继承施莱尔马赫把狭义解释学发展成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入了历史学和心理学方法，使古典解释学发展到新的高峰。到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实现了解释学本体论的转折，使古典解释学跨入现代解释学阶段。海德格尔认为，对任何本文的理解总是受到解释者（接受者）的“前有”（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前设”（预先有的假定）组成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引导。伽达默尔则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任何作品本文和事件要找到读者，都必须依赖于阐释的接受，接受过程就是作品本文与读者“视野融合”的过程。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德国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培育下，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文学史教授、文艺学专家赫伯特·姚斯和他在孔斯坦泽大学的同事沃尔夫冈·伊泽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让语言学家去解析才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诉诸于历史的理解。[1](p48)不同于以往文学史只注意作品和作家的传统，姚斯强调读者对作品的重要意义，认为作品本身如果不经过阅读和理解就没有任何意义。本文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它的人的理解意识之中，没有读者的艺术经验和理解意识，本文的意义结构始终是封闭的。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欣赏的理解和理解的欣赏之中。[1](p50)正是读者的阅读赋予了作品以意义和价值。在他看来，接受过程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参与过程。由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都会形成一定的标准和范式，又因为接受者的天资经历和文化修养千差万别，故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意义理解、领会的变化范围异常广阔。某一作品在历史、社会的各种不同背景中呈现不同的意义结构，在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对于不同读者也具有不同的意义结构。伊泽尔则把本文与读者在阅读中相互作用、意义在阅读过程中生发的观点作为自己接受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意义不是本文或读者单一方面的产物。本文在未被读者接受之前，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未定性“召唤结构”，只有依靠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主动地去挖掘，才能实现本文意义的生发。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所做的思维加工是至关重要的。接受美学对接受现象的重视是颇有意义的。 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其受众理论大致经历了“靶子论”—“影响有限论”—“社会类型论”三个阶段。早期的传播学者认为，受众就像毫无防御能力的“靶子”，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地位，而传播者与媒介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知识或动机从一个人的头脑里几乎不知不觉地灌输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里，如同子弹击中靶子那样有效。此即所谓的“靶子论”。但是，实践和研究都表明，传播者和传播工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大的，受众也并非任人摆布。他们往往不会因传播者向其“射击”而“中弹”倒地，有时传播的效果会与预期的恰恰相反。事实上，受众对传播信息接受的状态受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人们各自的心理构成千差万别，先天条件与后天知识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一个人的心理构成之所以不同于他人，是由于他在认识客观环境时获得的立场、价值观念和信仰所造成的。他们为了避免给自己造成两难抉择或心理冲突，往往只选择那些与自己信念和成见相符并能加强它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触的东西，因而外部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这就是所谓的“影响有限论”。对传播积累效应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和受众的反应总是与多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受众因年龄、性别、种族、文化水平、职业、信仰、政治、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属于同一社会类型大群体内的受众对同一内容的反应基本一致，并以大体一致的方式去选择大致相同的大众传播信息内容。这就是“社会类型论”。 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受众对信息的态度是接受活动的关键因素。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凡是涉及接受问题的学科领域，比如文化的传播、教育教学活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对接受教育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借鉴接受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是高校德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德育则是教育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教育实践中发挥好双方的交互主体性，对于教育十分重要。离开教育就谈不上接受。而没有接受，一切教育活动都会成为无效劳动而失去意义。作为外因的教育活动只是引发受教育者觉悟和提高心智水平的手段与条件，而教育目的与教学效果最终只能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活动来完成和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接受活动，掌握接受规律，对于改进教学、优化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是高校德育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还是教学过程的优化，都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接受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