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长期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结晶，也是人们为了推进本民族发展而普遍认同、并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发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① 一个领导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事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执政党，如此高度地重视总结和弘扬民族精神，其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今天，揭示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征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国家的兴旺强盛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概括来说有以下三项：精神支柱；凝聚力量；教育激励。限于篇幅，兹结合若干史实简要论述如下。 精神支柱的功能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中间虽遭种种劫难而能衰而复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族精神起到重要的支柱和维系的作用，尤为关键的是团结统一的精神，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精神。 中国多民族不断实现融合和国家走向统一的趋势，早在夏、商、周三代即已形成，《诗经·小雅·北山》所吟诵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反映出统一局面为古代中国臣民共有的牢固信念。以后历代国家政权都以统一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而历代有远见的思想家也都以推进统一事业、反映民众的统一要求为己任。共同努力，以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间的和好、融合，便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岁月，战胜一切劫难和挫折的精神支柱。孔子由于倡导“大一统”说而被尊为封建时代的“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在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式微的背景下，他愤慨当时各国互相攻伐，倡导统一，力主维护“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在其撰修的《春秋》中谴责破坏“统一”目标者为“乱臣贼子”。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因为分立而互相攻伐，赋敛苛重，民众痛苦不堪，孟子对此痛心疾首，要求“解民于倒悬”。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他还明确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② 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民众的愿望，也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西汉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他撰成《史记》，有力地体现出汉武帝时代统一局面空前发展的时代精神。司马迁摆脱西汉时期俗儒一味讥贬“亡秦”的陋见，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正确评价秦统一中国的贡献，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并主张“法后王”③，即继承和推进秦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热情歌颂西汉时代“海内一统”的局面，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④ 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其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这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⑤《史记》“世家”记载的诸多诸侯国，鲁、晋、卫等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楚等也都是黄帝之后。记载“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⑥；“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⑦，并在《匈奴列传》中记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通过记载中国境内各民族在血缘上和世系上的密切联系，体现出高度的历史文化认同。 《史记》这部成功巨著记载了中国各民族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统一的历程，因而成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宝贵典籍，对世世代代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起到巨大的作用。司马迁所确立的“大一统”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少数民族当权者和历史家，十六国、北朝政权分立时期表现特别显著，因而形成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有规律：越是处于分裂时期各民族越是向往统一。“统一”意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发挥了支柱作用，这在延续一两千年持续发展的修史制度及其丰富成果上有生动的体现。《史记》的“大一统”历史观在深刻内涵和本质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全民族共同的愿望，因而成为后代史家仿效的榜样。东汉初，班固撰成《汉书》，承继并发展了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成为又一影响巨大的名著。东汉朝廷又先后诏令班固（兰台史令）、刘珍（史官谒者仆射）等“著作东观”，纂修当朝史《东观汉纪》一百四十三卷。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制度即由此发端。从曹魏以后至南北朝，各朝都置史官，其名称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学士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分裂时期，多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也几乎都设置史官，如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设左国史，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设史学祭酒，负责记载本国史。鲜卑拓跋部祖先以游牧为生，未有历史记载，从道武帝建国立号后，即效法中原文化，设置史官，修成编年体国史。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又改为纪传体国史，并由史官李彪、崔鸿等修成孝文以下各朝起居注。东、西魏分裂，其史官制度和国史资料为东魏所继承，在此基础上，北齐天保二年（551）置史馆，诏令魏收纂修《魏书》，历四年完成。北齐的史馆，有朝廷按史馆建制任命的堪当修史之任的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等），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又命大臣监修，以示朝廷高度重视。中国历史上史馆的正式设立即始于北齐，它一方面由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长期传统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其初步形成又是因鲜卑政权实行汉化政策直接导致，因而是北朝时代汉族与鲜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结出的珍贵果实，意义十分深远！ 唐朝是比汉朝规模更大、国力更加强盛的朝代，南北民族融合后显示出了更加雄伟的创造力，唐初政治家和史学家共同认识到必须为刚刚过去的五个朝代（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周，隋）正式修成完整的史册，因而直接推动了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有唐一代，官方修成《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和《晋书》六部前朝史，又纂修了数量巨大的当朝史，并规定了全国范围定期向史馆上报有关多种记载的制度。以后历五代、两宋至清各朝史馆基本上均依照唐制建立，有的朝代（如宋代）机构更加发达。历代都将修史工作视为朝政大事，保证了二十四史的完成，成为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在世界独一无二，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高度重视纂成前朝史，元代修成《宋史》、《辽史》、《金史》，清代前后历时九十年修成《明史》，充分证明“大一统”历史观在多民族统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