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创新与发展应当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中吸取营养

作 者:
黄钊 

作者简介:
黄钊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思想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当前,搞好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可以“从异中求同”,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德育理论;二是可以“从同中求异”,保持中华民族特色,维护社会主义德育的基本原则;三是可以放眼全球、通观全局、把握时代脉搏,看准社会发展方向,作出正确德育抉择。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0)03-0054-05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高校德育或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高校德育的成绩和经验,科学分析高校德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把握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高校德育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其中,从中外比较德育研究中吸取营养,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方面。中外比较德育研究,属于比较德育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德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进行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性研究。这种研究,有纵向性比较研究与横向性比较研究两种类型。纵向性比较研究,属于古今德育比较研究;横向性比较研究,则属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通过这两种研究,找出比较对象双方在德育领域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择优汰劣,吸取合理营养,为丰富与完善现实德育理论体系、推进高校德育创新与发展,作出贡献。

      比较德育学,是德育学的分支学科。“德育”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仅指伦理道德教育;广义的德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综合。这个综合,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等,都含纳于其中。德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它有许多分支。除比较德育学外,还有德育学原理、德育方法学、中国德育学史、外国德育学史、德育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都以“德育学”为其中心学科。所以,要推进德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围绕这些分支学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别予以探索研究。而注重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尤其显得迫切。这是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复杂,这既给我国大学德育带来发展机遇,也给我们的德育工作带来诸多挑战。面对这种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站在时代高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抓好比较德育研究。通过比较,找出中外德育的差距,分清中外德育的优劣,以便更好地择精去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从而推进大学德育的创新与发展。

      一、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异中求同”,对于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德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德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活动,它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由于社会存在不同,其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都存在着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不同民族没有完全相同的德育模式。这就决定了德育现象和德育理论具有多样性、丰富性。这种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德育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我们进行中外德育比较的客观基础。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中外德育比较,是因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德育,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世界上各民族,在德育创造方面,都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智慧,都建立了适合本民族发展的德育体系,因而都与它民族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我们的研究,既要看到这种差异性,又要敢于和善于从差异中找出共同点,即实现“从异中求同”,以便有针对性地汲取外民族具有积极意义的德育成果,从而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注意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使之为我所用。而“从异中求同”,则是吸取世界各民族长处、实现“洋为中用”的重要环节。

      所谓“从异中求同”,就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德育成果中,找出于我有利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加以借鉴,从而在某一方面,促使我与他实现一定层面的“同”。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大学德育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突出的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或曰“思想政治教育”;而美国则把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两者确实具有明显差异。究竟孰优孰劣,必须通过比较研究,作出具体分析。中国在大学德育方面着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1]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而美国注重公民教育,旨在向学生传授“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正义、公民美德与公民素质”,“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富怜悯与责任心的社会。”[2]比较两者,应当说各有千秋。中国对大学生坚持实施“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是出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宗旨。这无疑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当对自己的作法予以肯定,并将之坚持下去。同时,对于美国重视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我们也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因为,将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一员来要求,这对于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也有其积极意义。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差异中找出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即实现与对方一定层次的“同”呢?应该是可以的。我国早已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指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纲要》的这段论述,对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的公民应当自觉遵守。在这方面,我们似乎也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把公民美德教育贯穿进去,也就是将《纲要》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向学生传授,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能自觉形成公民道德素养。这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可见,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从异中找出同”(即在公民教育这一点上,实现了与美国的近同),从而深化和丰富我国高校德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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